中国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孝”，既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基本道德规范，“孝”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习惯，《孝经》称，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作为做人立身之本，孝要求对长辈尽顺从及敬养义务。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说，中国“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孝文化”彰显着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上海陆家嘴俨山园与浦西豫园的兴衰史，就是以“孝”为核心展开的家族兴衰史。

浦东陆家嘴是国际金融中心，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在五百年前，这里是明代上海著名望族陆氏家族的私家庄园。明代嘉靖年间，经筵讲官（三品京官）的庄园主陆深，为尽孝道，秉承祖辈父辈意愿，继续经营修建而成俨山园，扬名天下。这个美丽如画的贵族庄园在主人陆深过世后，迅速凋零。今天，有关陆家嘴的文化痕迹荡然无存，而与俨山园隔江相望、同样著名的古典园林——豫园，却依旧长存，一派繁荣。

陆氏家族世居华亭，南宋时期，其中一支由华亭迁出至百里外的魏塘马桥定居。元末明初，陆深曾祖陆余庆充军途中自杀，留下五岁孤儿陆德衡，而家产则被六个女婿瓜分。陆德衡流浪至上海县，32岁入赘上海章姓人家为婿。在岳父资助下，陆德衡携带家口迁居浦东，成为浦东陆氏始祖。到陆深祖父陆璇，浦东陆氏已发展为江东富户。陆璇经营田产，到陆深父陆平，家业扩大。陆平擅长经商理财，闯关东，下潇湘，赴闽海，奔岭南，从事商贸，积累了万贯家资。陆氏家族日益壮大，奠定了陆家嘴庄园的雄厚资本。陆深有18个同父异母兄弟，他为将来财产的继承分配而深深忧虑。

陆深考中进士做官40余年，很少回浦东，但在田产经营上并没有松懈。俨山园中建造了江南最宏敞的私人藏书楼，还有主人独立的刻书坊和私塾学校。陆深雇用了10多个最优秀的刻工长住俨山园，刻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言小说集——《古今说海》。晚年，陆深一生经营的俨山园名冠江南。但陆深退休后不久去世，俨山园也因无人管理而荒废，又经明末倭寇侵扰而化为瓦砾，烟消云散。

浦西豫园与浦东俨山园同样建于明代，俨山园建造于明初，竣工于明中期，历经百余年，经历了祖父、父、子三代；豫园建造于明中期嘉靖三十八年，是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为父亲祝寿而建造。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南下，潘氏后裔潘复受南明政权委任镇守上海。潘复保卫家园，组建义军，誓死守城。失败后出逃海上，未知所终。易代之初，通政司参议张肇林及时将豫园改作寺院，豫园由此得以保存。其后，改为书院、寺庙，成为公共场所。上海开埠后，豫园成为各贸易商会的会所。

陆深在任山西乡试主考时复核考卷，发现一名“伶人”之子被录取（当时规定不能进入仕途），于是问罪于阅卷官。所有参与阅卷的考官集体为该考生求情而被拒，太原晋王亲自出面求情也无济于事，陆深坚持“宁可使学校缺一人，不可使一人污学校”。考试事件反映了作为理学家的陆深内心深处的贵贱等级。嘉靖年间，陆深在北京任帝王师，正是倭寇疯狂骚扰中国海疆的时期。上海县长致书陆深，商议修建上海城墙。陆深认为修筑城墙费用巨大，因此拒绝。事实上陆深不希望自己在钱财方面有所损失。不久，上海县长再度以在黄浦江修桥为由致书陆深，陆深再度拒绝。此后，陆深频频致书其子陆楫，安排迁居浦西事宜，将松江佘山上整幢建于北宋的寺庙——昭庆寺全部购买下来并开始重修。此外，在浦西上海县城，还购买了数十间房舍。浦西所有房产尚未整修完毕，陆深便辞世了。

陆深极为珍视家族文化与香火承继。他一生共育有13个子女，多已夭折，最后只剩一儿一女。独子陆楫体弱多病，在陆深死后不久也离开人世，年仅38岁，无子。陆深晚年为延续陆氏香火过继了一个嗣孙。为了未来的家业，陆深精心挑选后继者。为此，他特意在俨山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露天午宴，邀请全族童子共进午餐。经过午宴观察，陆深挑选了一个极为聪明伶俐的族孙作为嗣孙。但后来，这个聪明的嗣孙仍然功名无望。至嘉靖中期，当倭寇登陆上海时，数千倭人部队进入俨山园，抢掠一空。战后，俨山园一片荒芜，风光不再。

而豫园则不同。豫园经历了与俨山园迥异的命运。嘉靖三十八年，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为给80高龄的父亲潘恩祝寿而始建豫园。其父潘恩官至工部尚书。潘恩三个儿子，潘允哲、潘允端都高中进士，三子潘允亮虽然科第未举，但也是地方名人。潘氏一门父子三进士，在上海，潘氏又是热心地方救助的慈善家族。潘允端《玉华堂日记》记载了豫园的日常生活，其中，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互助成为豫园生活的主要内容。豫园的建造不仅体现了园主的孝，而且体现了园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大胸怀。潘氏家族的“孝”使得豫园历经风雨而未沧桑，而陆家嘴俨山园仅在明代昙花一现。

陆深努力读书进取，获取功名，对陆氏祖上尽到了孝道责任，对子女精心培养。独子陆楫的仕途功名令陆深忧心忡忡。陆深的两个私人专职邮差所送家信的重要内容即是交代陆楫的营养调适和生活细节，陆深托人从东北长白山购买鹿茸人参为陆楫调理身体，同时，从全国范围内寻找良医，常住陆家嘴为陆楫治病。每当三年一度的科考到来，陆深矛盾纠结，希望陆楫刻苦努力，同时亦担忧陆楫劳累过度，其拳拳爱子之心，流溢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对于陆氏家族未来的责任，陆深竭尽全力。对于家庭意义上的孝，陆深已尽心竭力。

但是，孝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由家族的孝扩展为对社会的普遍关怀，只有将对家族之责任推广至社会关怀，孝才能有意义有价值。陆深片面地解读了儒家的孝道理论，他对于孝的理解仅限于对自己直系的长辈和晚辈，是狭义的孝道。他所秉持的孝没有提升，没有扩展。故陆深的孝最终只能与俨山园一样，在其辞世之后便迅速凋零。

而潘氏家族则将家族孝道扩展至社会。潘氏家族不仅把孝当作家族文化弘扬传承，而且把孝推及社会的行为准则中。每当有灾难发生，潘家都会打开私人粮仓，或分发粮食，或设粥厂，救济灾民。豫园潘氏尤重家族教育。“履富履贵履盛满，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的祖训代代相传，维护家族的文化声名是潘氏家族中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表明这个家族对家风门第的珍爱和对子孙后辈的严格教育。豫园潘氏的数代主人，都力所能及地为地方尽慈善之力。正由于秉持孝道传统，潘氏家族在明清时期发展为一方深孚众望的豪门望族。

“孝”作为道德观念，产生于家庭，推及社会，提升于国家成为“忠”。在古代，孝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古代五伦关系中，父子被视为极为重要的人伦关系。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在“国家”的概念中，“国”在“家”之上，证明忠于国家的重要性，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包含着社会政治伦理的广泛意义，即便已经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中国的家族文化与优良传统依然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不容轻视的借鉴意义。

好的家庭教育，才是最贵重的家产

父母总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这其中最宝贵的，并不是多少财产，而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汉朝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分封了一百多位功臣，其中萧何为刘邦稳定后方，对新朝的建立居功至伟，所以刘邦分给他很多肥沃的良田。但是在萧何坚决不接受，反而要了很多贫瘠的次田。

刘邦问他为什么，他说，贫瘠的土地可以督促子孙勤劳耕种，懂得节俭。而肥沃的封地，孩子就容易变得好吃懒做，这样家族慢慢就会没落。果不其然，百年之后，一百多位功臣的家族大多没落了，但是萧何家却依然兴旺。

曾国藩曾说过，如果孩子不经苦难，是不能成材的。孩子一定要给他坎坷，给他磨砺，而不是给他各种卓越的条件。曾国藩的家训中，“穷”是“善身”之道。在他写给大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曾国藩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意思是，越是富家子弟，越是官宦子弟，越能勤俭自律，越能在物质生活上主动跟贫寒之士一样，这样的孩子将来才有可能成大器。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都不如让他亲自去感受一下成人世界的“不容易”!曾国藩家训：“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今天的父母，总想着把最好的条件给孩子，这其实是在害孩子。成长过程中，物质越充裕，孩子就越不能懂得感恩，越不懂得勤勉，好吃懒做，害人害己。反之，给孩子正确的教育，是让孩子懂得困难与艰辛。并引导孩子学会勤奋和努力，这才是对孩子最深邃的馈赠。

世间第一等事，还是读书

古往今来，在学问和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读书的。

苏轼被贬到海南岛，没有随身携带书籍，在简陋的草棚里，和儿子一起默书抄书，乐此不疲。

王阳明被贬龙场，本是毒瘴之地挣扎求生，他却依然不忘研习《易经》。

曾国藩半生戎马，行军途中哪怕再忙，他也会抽时间看书。

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打开一本好书，我们可以获取各种不曾懂得的知识，了解不同的见闻，甚至可以聆听智者的人生感悟。它能开阔人的眼界，给人以精神的动力与养料，使人心胸豁达，目光高远，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常读书，气质自然变了。

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甚至改变一个人的骨相。所以，一个人的容颜，三十岁之前靠遗传，三十岁之后，靠的是自己。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无论在工作上、个人交际中又或者日常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你沉浸于一本好书时，所有的压力都会消失不见。一本好的小说可以带你进入另一个境界，让你享受现有的时刻，忘记压力，享受放松。清代姚文田说，“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家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份证”看看古人如何修谱

说起家谱，大家都不陌生，不少人家里还保存着家谱，它是一个家族起源、世系传承、迁徙以及家族人物等情况的历史记录。

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家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

保存完整的袁家沟家谱（资料图）

最早的家谱

汉代以前记录王室贵族

家谱只是人们最常用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家谱是人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份证”，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根据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较常见的名称还有宗谱、族谱、家乘、家牒等。

广义地来说，记载家族世系的文字都可以叫家谱。司马迁在《史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的世系。对于这些世系的可靠性，尤其是夏商及以前各朝世系的可靠性，过去学术界是有怀疑的，而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改变了学术界的怀疑，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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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迁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些世系，显然必须要有谱牒作为依据，否则的话，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很难对三代时期的世系做出准确的记载。从《史记》中对夏、商、周世系记载的完整性看，夏、商、周三代当初应该都有记载王室世系的家谱资料。

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当然，能把世系传承刻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不是王室也是显赫贵族了。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官修家谱

魏晋南北朝开始重视门第高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重要标志是国家设立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编修和保管工作。

国家设立官员与机构管理谱牒，前代也是有的，例如秦汉时就设立宗正一职管理谱牒。但是，汉代的宗正只是负责管理皇族事务和掌修皇族的谱牒。刘备能够从一个“织席贩履小儿”摇身一变为大汉皇叔，依靠的就是皇家谱牒的世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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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谱局和谱官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薄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由于经过官方审定的簿状是选官的重要依据，因此除了谱局收藏外，负责选官的机构也都有收藏。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

谱牒消亡

唐末门阀制度遭毁灭性打击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但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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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入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私修家谱

宋代创制私谱范式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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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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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纂修家谱成家族大事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

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入家谱。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家谱之最

孔子家谱传80世

在中国众多的家谱中，《孔子世家谱》有其独特的地位，历时2500余年，传80世，加之考订严谨，使之成为民间修谱中记载世系最久远、最可靠的一部家谱，令人叹为观止。

孔氏家族正式有谱始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迄今900多年。在此之前，孔府虽然也有家谱，但只载嫡长承袭者一人，且是抄本传世，很不完整。孔子第46代孙孔宗翰感到抄本易散失，而且只记载承袭者，其余族中贤达显贵不能入谱，日久年深，难免湮没无闻，于是创修孔氏家谱，在以后的400年间，曾有过多次的修谱，但是都没能刊印，内容也比较简单。

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孔子第61世孙孔弘干重修家谱，并规定以后孔氏家谱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年为期，小修以甲午年为期。不过，这一规定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在孔弘干修谱后的130多年后，孔府才再次重修家谱。成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孔氏族谱》现仅存残卷三卷，当时共印了98部，这也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正式的孔氏家谱。在此后的300多年间，孔氏家谱仅续修了4次，也就是明天启《孔氏家谱》、清康熙《孔子世家谱》、清乾隆《孔子世家谱》、民国《孔子世家谱》。

传承有序

名字里排行讲究多

排行又称班行、班次、班派、宗派、派语、字辈等，是用以记载家族成员辈行、世次的排行字语。一般情况下，同一辈分的家族成员都用事先统一规定的某个字或偏旁起头，再与其他字结合而成名字，不同辈分用不同的字或偏旁，世代相传，以示不同辈分间的区别。这样，同一家族的成员即便遭遇社会大动荡、家族大迁移等重大变故，依靠排行这一线索，日后无论散处何方，相遇时只要查对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否同宗，可以重新认宗归根。而且，通过排行，可以知道相互之间的辈分关系，互相称呼也不会出现失礼的情况。

排行一般由祖先确定，或请名人拟定，有的家族由于地位特殊，排行由皇帝御赐，如曲阜孔府的排行，明清两代统治者都曾先后御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