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日伪军步国民党顽军制造皖南事变的后尘，计划“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企图再次摧毁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日军在南京毫不隐讳地狂妄宣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调集了第十二混成旅团（南浦襄吉独立混成旅团，直辖5个大队和1个特种兵大队，是与我新四军交战已4年之久的“老对头”）全部和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各一部计7000余人，加上原为顽军韩德勤部队的李长江（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6个纵队投降日寇，编为伪第一集团军，自任司令）、杨仲华部（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投敌，不久即升任伪第二集团军司令）伪军1万余人，配属上百艘汽艇（部分改装为架设机枪的装甲汽艇），出动200余架飞机，于1941年7月开始对盐阜区实施第一次大规模“扫荡”。

新四军军部对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动向已有觉察，在6月3日发出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示说：综合我军地区之日军动态，日军已开始向本军地区大举“扫荡”。敌此次“扫荡”，不限于某一局部地区，即不是局部地区之“扫荡”。对此认识不足，必然会上当。指示还指明了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敌之战术，系采取分进合击之惯技，我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应争取有利时机，实施较大兵力之突击，粉碎日伪的疯狂“扫荡”。

6月19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就“应速研究与创（制）造大批地雷、鱼雷（水雷）”致电各师长并军委集总，提出应速研究与制造大批地雷、鱼雷（水雷），普遍训练部队与自卫队使用，这是在为反“扫荡”做准备。

在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之前，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有西移准备，在盐城县西北乡（今建湖县建阳、高作、湖垛一带）盖房子、建医院、建卫校等。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抗大五分校保卫科科长并兼管盐城城防工作的周彬回忆，7月10日晚，刘少奇、陈毅在新四军军部召集会议，统一部署新四军反“扫荡”的战斗策略。陈毅代军长指着军用地图说：“苏北的地形对我有利，它是个水网地区，河流河沟多，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敌人的现代化武器难以发挥作用。”“在敌人‘扫荡’围攻的初期，我们把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敌人侧翼，配合地方县团武装和民兵袭扰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或几路，同敌人搞推磨战法。我们把自己的主力分散，把精锐部队暂时隐蔽起来，把机关非战斗人员、伤病员隐蔽起来，这是为了尽量减轻军部和战斗部队的负担，以便避重就轻，来往转移，使敌人东奔西走，顾此失彼，扫荡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就用夜袭、奇袭、突击、伏击和追击的方法，把敌人各个击破，再用主力部队吃掉敌人的有生力量。”

会后，周彬按照刘少奇、陈毅的指示，带领抗大第五分校上干队（学员大都是连营团干部）的3个队，速到城外西门泰山庙旁边的河坝上设立阵地，吸引敌人注意力，为军部转移争取时间。

7月11日上午9点钟，日伪军出动飞机和地面火炮，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从地面、水路逼近盐城。

7月18日，日军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20日，日伪军分由南线的东台、兴化和北线的射阳（宝应县）、陈家洋4路出兵，南北对进，分进合击，企图在盐阜区捕获我党政军机关。新四军为此展开以保卫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军部为主的盐阜（苏北）、苏中1941年（夏季）反“扫荡”作战（即盐阜区第一次反大规模“扫荡”、亦称苏北反“扫荡”，因有苏中新四军配合，也称为苏北苏中反“扫荡”）。

大多数史料将此次反“扫荡”的持续时间定为1941年7月20日至8月下旬。但根据周彬与黄克诚、吴法宪的回忆，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的时间是7月10日，在此之前，新四军第三师已经展开了“保卫盐城”的阻击战。根据当年的电报，可以看到，由于盐城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新四军领导人不希望轻易放弃，在“保卫盐城”的口号下，新四军第三师正面抗敌伤亡较大，阵地不断收缩，很难阻止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日军推进。为此，黄克诚多次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当机立断撤出盐城，转向敌后作战。情急之下，黄克诚越级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延安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黄克诚的电报很重视，回电要求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随着战况对新四军守备日益不利，刘少奇、陈毅反复考虑后，才决定率领华中局、军部于7月10日主动撤出了盐城。

所以，若更仔细地划分，此次反“扫荡”的开始时间应在1941年7月10日之前。

此次反“扫荡”作战要图参见下图。

此次日伪军“扫荡”，采取分区“扫荡”、分进合击和包围迂回的战术，借助汛期河道水涨，特地从沪宁线敌占区调来百余艘汽艇，大量使用架设机枪的装甲汽艇（这种汽艇装有小型塔台，指挥员和机枪手在塔台内，既便于观察，又便于发扬火力，汽艇拉着木船，如下图）在水网地带快速推进，意图将新四军和我地方武装逼入河川港汊中予以消灭，并且利用高苗地（庄稼地）、便衣伪装，隐蔽行动，借助当地汉奸、土匪实行伪化统治。日伪“扫荡”盐阜区的具体行动是：进占盐城后，转向盐阜区，以一股进占湖垛后北犯，占领东沟、益林，再继续向北，配合占领阜宁城的另一股西进之敌，进犯硕家集。

根据反“扫荡”作战要图所示，此次反“扫荡”作战分为北线（苏北，即盐阜区）、南线（苏中）。在北线（苏北，即盐阜区），反“扫荡”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是第三师，另有军部特务团、抗大第五分校和“联抗”部队，兵力不足万人。在南线（苏中），反“扫荡”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是第一师，另有苏中军区的部队，兵力亦不足万人。

在北线、南线，我军都得到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并且广大群众坚壁清野，拆桥破路，在河道里打土坝、竖木桩，抑制日伪军快速机动；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以阻击、伏击、游击、袭扰等多种战法，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伺机消灭其有生力量；地方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敌占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因此，此次反“扫荡”的战斗达百余次，虽然战斗规模都不大，但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取得胜利。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在《关于一九四一年盐阜区反“扫荡”斗争》（1989年4月）中写道：

“1941年7月，日军17000余人，并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我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 ‘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及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根据地。

在敌人开始‘扫荡’前夕，华中局及军部在‘保卫盐城’的口号下，作了以主力对敌实行迎击、阻击的军事部署。我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曾建议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包围圈；部队实行分散游击，待机转入反击。同时我又表示，如果已有布置，当由军部决定，三师执行。军部决定‘保卫盐城’，‘击退敌人的进攻。’并指示‘各兵团首长应切实重视保卫盐城及保卫苏北根据地的任务。……敌来应坚决抗击、侧击，敌过应尾击之。否则应受严重处分。’

敌人‘扫荡’开始，军部直接指挥第三师第七旅、第八旅对日军作战。令七旅负责保持建阳、湖垛一线，强调‘必须以全力保持。如一度被敌占领，亦须立即收复。’当敌人向南转移兵力时，军部又令七旅、八旅各一个团分别攻打敌湖垛、上冈据点。由于我军攻坚器材准备不足，加之分兵同时攻打两处据点，又无增援部队，结果这两处据点都没打下来，我军伤亡不少。而最后盐城亦未能守住，机关、学校、医院在仓促撤退中，受到一些损失。

随后，第三师主力部队在利用河网港汉复杂地形对‘扫荡’之敌阻击、侧击歼敌后，即转入日伪侧后打击敌人，先后攻占敌伪占据的部分市镇，牵制了敌之行动。在苏中新四军第一师部队积极出击支援下，敌兵力开始南移，对苏中进行‘扫荡’。我第三师主力部队随即转入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使敌顾此失彼。至八月下旬，经我苏北、苏中军民协同作战，共歼日伪军3800余，击沉敌装甲汽艇30余艘，粉碎了日寇‘扫荡’。”

根据黄克诚的回忆，在反“扫荡”初期的作战硬碰硬，部队有一些损失，而在反“扫荡”中由于日军利用汽艇的机动性快速突击，导致我后方机关、医院、学校等一些非战斗单位也有一定损失。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回忆：

“为便于指挥，新四军军部于7月10日撤离盐城。7月初，三师师部移驻射阳河以西，司令部住桥头，我们政治部住硕家集，都紧靠射阳河。

大概是7月19日的清晨，突然之间，刘少奇、陈毅、曾山、赖传珠等领导同志，从射阳河坐小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师部政治部的驻地硕家集。我一面匆忙迎接他们上岸登陆，一面给他们做饭吃，并立即通报黄克诚同志。

他们吃完饭，稍事休息后，黄克诚同志赶来向他们汇报了反‘扫荡’的准备情况，他们表示满意。然后，军部继续西进，进到陈家集西北的岔头。因为岔头是阜宁地区的中心地带，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华中局和军部就决定暂时驻在那里。随即决定三师司令部也西移到瓦屋许，离岔头约七、八里路，靠近军部。我们师政治部住和尚庄，离司令部约二里路，这样，军部和三师师部靠到一起，指挥就非常方便了。

从7月20日开始，日伪军17000多人，开始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南北同时出动，从南面、东北面、西南面和北面四个方面，对盐城分进合击。我三师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转移至敌人侧翼，向刘庄、陈家集、板湖等地区隐蔽集结。

7月22日，日军占领盐城，占领了原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接着，日军便以盐城为中心，对四周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对这一地区实行分割封锁。他们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的装甲汽船，到处搜索，寻找我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分散转移和隐蔽集结，使敌人连连扑空。

7月28日以后，日军的扫荡重点转向阜宁、东沟、益林地区，并占领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三师七旅部队，尾随袭击敌人，命令八旅部队在正面迎战敌人。同时，命令一师二旅破袭盐城至东沟的交通，阻断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其他一师主力在苏中向日伪各个据点进行围困攻袭，骚扰敌人后方。

就这样，苏北和苏中的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8月7日，日伪军大部不得不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东沟、益林地区被我们三师收复。到8月底，日军没有达到目的，被迫停止在苏北的‘扫荡’行动，撤退了。

根据当时的战报，在这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各部队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30余次，用自制水雷击沉敌汽艇30艘，毙伤敌伪1900余人，俘日伪军1000余人。而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大大少于敌人。”

1941年7月10日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后，进入盐阜区腹地。日伪军失去攻击目标，接连派出飞机在空中侦察搜索，派出汽艇在水上巡逻搜索，到处寻找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

遵照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北线的第三师第七、第八旅背靠背，先阻挡向盐城合围之敌——七旅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线，节节阻击、伏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日伪军；第八旅主力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钳制由陈家洋南下而来的日伪军；第七、第八旅未能阻敌，之后两旅各1个团分别攻打敌湖垛、上冈据点亦未克，第七旅即退守益林、东沟一带，第八旅转至敌侧翼。第三师一边抗击日伪军，一边掩护军部和华中局领导机关在阜宁县安全转移。南线的第一师第二旅于盐城以南地区，节节抗击，阻止、迟滞由东台北犯之日伪军。第一师主力则在苏中地区钳制当面之敌，适时发动攻势，配合北线反“扫荡”。

7月20日上午，由射阳镇北犯的日伪军1000余人、汽艇30余艘，在飞机掩护下，进犯蒋营（今建阳镇西南），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一团第二营迎战，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日伪军继续进犯，在收成庄遭到我第二十一团三营九连伏击，死伤30余人。22日，我第七旅第十九团于益林、东沟一带抗击由建阳南犯的日伪军1000余人，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我第七旅第二十团于顾殿堡毙伤日伪军80余人、击伤敌汽艇一艘。

我盐城城防部队在城外预设阵地监视敌人。从水路进攻的敌人乘的是装甲汽船，被河道里预先打下的木桩、筑起的水坝层层阻拦，还少不了遇上预设的土水雷挨炸。周彬率部撤到城东北一带，放地面部分敌人进城，让预埋的地雷发挥作用。至22日，我城防部队撤离阵地，敌随后占领撤空了的盐城。

在此形势下，北线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旅避免与敌正面作战，尾随进犯益林、东沟的日伪军，先后歼敌数百人，击沉日军汽艇6艘。抗大第五分校根据军部领导人指示，逼近盐城近郊袭扰，动摇日军驻留决心。南线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在敌占盐城后，根据军部领导人指示，活动于盐城以南的伍佑、大岗、秦南仓一带，破坏盐城、东台间的交通，阻止日军建立联络据点，于7月23日攻克蒋垛，牵制北犯的日伪军，并在伍佑、刘庄、白驹、西团、小海展开，以连为单位层层阻拦进攻之敌，击沉敌汽艇20余艘，后又乘敌占领盐城后仓促回兵之际，威胁大中集、裕华镇，全歼秦南仓据点之伪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也积极出动，伏击散敌，夜袭据点，塞河断路，让日伪军日夜不宁，造成敌后勤运输的极大困难。

在反“扫荡”战斗中，陈毅曾经直接指挥了一场伏击战。根据周彬、周占熊的回忆，7月24日，日伪军7、8艘架着机枪的汽艇沿着运河开来，每艘汽艇后面还拖着好几条小木船，载有100多鬼子和400多伪军。

面对敌情，陈毅命令警卫连只能用步枪向敌人射击，让敌人以为附近只有民兵在开枪。负责军部警卫的战士们不知底细，看到敌人骄横的样子，心里十分气愤，纷纷请求用重机枪教训一下敌人。陈毅哈哈大笑道：“你用强火力打他，他就上岸，敌人一上岸，我们就麻烦了。你们是保卫军部的，敌人都打上来了，你们就起不到保卫军部的作用啦！我们还是不打为妙，留着他们，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收拾吧！”

此前，陈毅看到这一带地形对我军有利：河床有百多米宽，河水深，河岸陡，两岸还长满了芦苇，我军埋伏在河两岸，居高临下，便于发扬火力，可封锁住渡口、桥梁。为此，陈毅已经指示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利用夜暗在大运河东侧的龙王庙一线设伏了。果然不出陈毅所料，天亮后，敌人船队从运河西面向东南方向开过来，逐渐进入我军的伏击圈。突然间，我军机枪猛烈开火，紧接着投出几十枚手榴弹，一时间，船队上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措手不及。

躲在为首的汽艇驾驶室里的日寇指挥官嚎叫着，拼命组织火力顽抗，被陈毅从望远镜里观察到了。当时，新四军每个连都训练了几名特等射手，在战斗中专打敌军指挥官。陈毅随即指示我特等射手干掉这个家伙。“啪、啪”两枪，日寇指挥官应声倒下。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更是乱作一团，船队排在河心，拿不准前进还是后退，船身越来越摇晃，不少敌人落入水中，这些敌人大都是“旱鸭子”，掉到河里翻滚几下就喂鱼了。

我特等射手还想继续射击，打敌船驾驶员，却被陈毅制止了。战后，陈毅才告诉大家，不打敌驾驶员，也是为了防止敌人汽艇不能行驶，导致敌兵拼死上岸，威胁到军部机关的安全。果然，敌船队残余汽艇最终调头逃跑，继续遭到我设伏部队的火力打击。战斗结束后，除部分敌船逃跑外，200余日伪军被我歼灭或被活捉，还缴获几艘汽艇、几条木船。

7月28日，南犯的日伪军占领阜宁城，29日出阜宁城，占领益林、东沟（阜宁城南）。新四军以阻击、袭击和伏击等手段，给予日伪军以杀伤后，北线第三师主力转移至陈集、板湖等地，第三师第八旅乘隙收复了阜宁县城。南线第一师部队则转向侧翼的刘庄、大中集（今大丰）。

我们得知反“扫荡”期间的另一场掩护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的战斗，是“联抗”部队担负的硕集阻击战。

注：联抗部队是新四军领导下的一支多方联合的抗日队伍。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中地区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江淮各地杂牌武装共同抗日，在陈毅代军长的精心策划下，在曲塘镇成立了一支特殊的武装部队，定名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部队，并指定由我地下党员、有国民党中将身份的黄逸峰（原名黄澄镜，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任司令，周至堃（原名卢子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联抗部队主要活动地区划定为泰州至海安的通扬运河以北，海安至东台的串扬河以西，东台至兴化一线以南，兴化至泰州的官河以东，简称兴东泰地区。中共兴东泰特区委员会领导的兴东泰地区，属于苏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领导的19块根据地中唯一的、影响较大的政治特区。历经4年极其艰苦卓越的斗争，联抗部队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后，于1944年10月编入新四军第一师战斗序列。正如刘少奇所说：“‘联抗’部队虽然名义上不是新四军，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29日傍晚，联抗部队赶到新四军军部暨华中局机关和第三师师部的驻地硕集。此时联抗部队下辖5个大队、1个独立支队，达到千余人。7月29日拂晓，军部得知昨夜敌情，东边已进占阜宁城的日伪军数百人、太平桥700余人，裴桥200余人，有向南来犯迹象；南边的顽军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则会乘机北犯。军部领导人判断，阜宁城、东沟、益林已为日伪军占领，估计日伪军和顽军将很快由南北两个方向会攻硕集，遂命令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八旅第二十二团阻击东沟、益林、王桥、殷桥方向，由联抗部队一部担任后卫，掩护军部转移，其余联抗部队随军部行动。随即，军部暨华中局机关和联抗部队领导机关，从硕集转移至董舍（第三师师部所在地）。

据蔡立荣考证，根据军部指示，联抗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堃亲率联抗第四大队驻防硕集，担任掩护。宋生发（曾任陈毅警卫员、军部特务营副营长）时任大队长。军部暨华中局机关继续转移后，联抗第四大队在此进行了鲜为人知的硕集阻击战。

联抗第四大队立即组织中队以上干部察看了地形，派出一个中队在硕集镇东面射阳河边构筑简易工事，阻击从阜宁城沿射阳河水路乘汽艇来犯之日伪军，其余中队在拂晓前进入附近的高粱地里隐蔽，待机出击。怎奈29日下半夜开始下起大雨，到次日清晨大雨仍未停止，高粱地里泥泞不堪，难以行动，只好改变部署，将其余部队转移到硕集镇西作为预备队。

7月30日上午9时左右，日伪军果然乘汽艇来犯，联抗担任阻击的中队即与日伪军接上了火，机、步枪与迫击炮、掷弹筒的发射声连成一片，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日伪军倚仗火力优势，逐渐登岸展开攻击，联抗阻击部队则逐步后撤，周至堃副司令见状，立即派联抗预备队前往增援，所有在硕集的联抗部队都投入了战斗，战斗一度呈现胶着状态。激战了多时，联抗部队最担心的事发生了——顽军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不但不援助新四军抗击日伪军，反而助纣为虐，企图从联抗部队背后攻占硕集。联抗部队一时腹背受敌。考虑到已完成了阻击任务，联抗部队决定撤出战斗向西北追赶军部，由作战参谋张建新率联抗部队一个排断后。

顽军韩德勤部看到联抗部队要撤出战斗，竟然紧追不舍，张建新带着这个排引开追敌，单独向西北方向行进，由于既无军用地图，人地又极为生疏，直到辗转到达陈集停翅港时，才找到了第三师师部。7月31日张建新和军部取得了联系，8月1日到军部驻地，归还联抗原建。此后，整个联抗部队随军部活动，担任警戒任务，直到10月返回原活动区域（兴东泰特区）。

在硕集阻击战中，联抗部队损失数十人（亦有回忆损失了1个连），歼敌百余人，虽未能完全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但迟滞了日伪军进攻的速度，保障了新四军军部、华中局、第三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和联抗大部队的安全转移。

在兴东泰特区委史料陈列馆里，把这次阻击战写作“坚守朦胧的战斗”（朦胧和硕集镇隔着一条河），指出战斗中“损失了一个连”，反“扫荡”结束后，联抗“部队共有七八百人，约为原有人数的一半，虽然数量比原来少了，但是战斗素质和战斗力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指战员坚持原地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了”。

硕集被敌占领，驻在硕集附近的新四军第三师机关在转移行动中也略有损失。

在硕集这里，军部指示南线的新四军第一师加强攻势，与盐阜区军民反“扫荡”相呼应。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的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去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这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绽肉烂！”趁敌后方空虚，粟裕命令各旅主力和各分区地方武装主动出击，第一师第一旅在泰兴、海安、泰州地区发起攻势，继7月23日攻克蒋垛后，接着强攻处于我分区腹地的古溪据点。古溪设防坚固，驻有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第二十三师1个团。我军指战员们在“保卫新四军军部，粉碎敌人大‘扫荡’”的口号鼓动下，发起强攻，经彻夜激战，先歼据点内守敌2个营，再围歼西寺庙之敌团部和直属队。庙内敌人弃守逃窜，被配合我军作战的民兵追击，敌副团长在逃命时落水毙命，古溪遂完全为我军占领，乘胜扩大战果，于7月30日收复黄桥，旋即包围泰兴城，8月2日起，我第一师第一旅连克季家市、加力、孤山等据点，我第一师第三旅在南通、如皋境内连克金沙、马塘、石庄等据点，位于长江之滨的伪军重要据点天生桥，亦为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敌交通线，至此，三分区内敌伪据点大部分被我攻克，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接着我第一师第一旅主力围攻泰兴城，占领其四关。泰兴守敌告急，但在北线“扫荡”的南浦旅团竟不为所动，仍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我第一师第一旅决心攻其必救，遂以主力猛攻南浦第十二旅团的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予入侵盐阜区的南浦旅团以强烈震撼，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被迫于8月初南撤回援泰州，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在《一九四一年作战概略总结》中写到：“后因我苏中部队积极向敌据点进袭，攻克黄桥、季家市等地后，敌即调转兵力对我苏中区进行‘扫荡’”。

北线的第三师根据军首长指示：“对东沟、益林、阜宁之敌，应采取积极行动”，8月1日午收复东沟，继而收复益林，逼敌南退。我三师一面跟敌追扰，一面派部队打击进攻益林的顽军韩德勤部。军首长判明“敌对盐阜‘扫荡’已开始总退却”，指示我各部“乘机积极堵截”，“阻止敌寇将‘扫荡’方向转向一师”，“同时一师应立即布置苏中反‘扫荡’工作。”

8月初，我军调动敌人回援目的已达，即撤泰州、泰兴城之围，向我三分区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从8月13日起，日军南浦第十二师团及伪军万余人，先后侵占了李堡、栟茶、掘港、马塘、双甸、岔河、石港、三余、大中集、潘家钅敝等集镇。自此以后，苏中区一直成为华中日寇进攻的一个重点。我第一师第三旅除以一部就地坚持外，主力向北转移至三仓河地区，而第一旅破坏泰兴至黄桥公路，袭击沿线林梓镇、北刘庄、石港、掘港等日伪军据点，策应第三旅的反“扫荡”作战。8月15日，我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一部向盐城东南的日伪重要据点裕华镇发起进攻，日军释放毒气并先后两次由大中集派出援兵，我第二旅第四、第六团协同作战，先攻克了大中集，歼敌300余人，16日晚又攻克了裕华镇，全歼日军1个小队，毙伤日军70余人、伪军400余人，俘日军7人、伪军160余人。这使侵占盐城的日伪军极为恐慌，被迫收缩兵力固守。南浦旅团闻讯由泰州向东“扫荡”，仍企图寻我军主力决战。我军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急行军转至敌背后，将泰兴、黄桥之间敌据点姚家岱攻克，全歼守敌。南浦旅团则急于追赶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地南部集结。南浦旅团两次扑空，疲于奔命，只得放弃追击我军，开回老巢泰州城。至此，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后转移兵力追歼我三分区中的主力之企图成为泡影。我第一师在反“扫荡”中连续作战42昼夜，战斗1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日军14人、伪军800人。

在日伪军回援苏中之际，北线的新四军部队继续展开反击。8月7日，军部特务团开至盐城以西，担任牵制敌人的任务。9日，我第三师与第一师各一部分5路向盐城反攻，相继收复湖垛、上冈等地，虽然盐城外围的据点未能攻克，但据守的日伪军告急。10日，军部特务团转到黄营子、刘家桥、小北集地区活动，同时，军部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转而在根据地内肃清土匪、打击敌据点下乡部队和出扰的部队。16日，畏惧我主力之反攻，敌主力退回盐城固守。

8月底9月初，日伪军参加“扫荡”的部队陆续撤返至原驻地，对盐阜区的大“扫荡”就此收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师南北呼应、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形成了南边打、北边打、部队打、群众打的人民战争，使日伪军拉长战线、顾此失彼，最后他们只能退居于盐城等少数要地。我第一师与第三师部队则乘势清扫那些深入根据地的敌据点。

9月17日，新华通讯社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关于苏北（盐阜区）反“扫荡”的谈话：此次苏北反“扫荡”，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收复阜宁、东沟。八月七日，五路反攻盐城地区，收复湖垛、大中集、上岗诸重镇，使敌得于北而失之于南，转瞬间，得之于北者，亦不能全部保持。致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发言人公布了此次反“扫荡”（包括南、北线）的我军战果：我军与敌作战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其中毙伤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15人、伪军1074人，击沉击毁敌汽艇13艘，缴获平射炮2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子弹2万余发。此外，破路345华里。在此次反“扫荡”中，敌我伤亡为4与l之比，缴获消耗为10与l之比。发言人说：敌军“扫荡”之主要目的是歼我军部，而今“我军部仍巍然屹立在敌后，不可动摇”，“敌伪之伎俩窘矣”! （注：战果主要采用《新四军征战日志》中的数据。）

赖传珠在总结此次反“扫荡”时写到：“敌人此次‘扫荡’不但不能消灭我于水网地带，在苏中反被我军攻占黄桥、古溪、季家市等重要据点，俘虏敌伪千余，消灭一部，缴获甚多。（敌人）在苏北也同样地受到重大的杀伤和打击，因此使其顾此失彼，增加敌人对我们畏惧和动摇的情绪。我们部队得到了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和锻炼，提高了战斗的胜利信心和战斗能力。”

10月9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关于苏北反“扫荡”之胜利经过、特点及经验教训致毛泽东等电（下图），首先即指明：“日寇此次‘扫荡’苏北，企图包围盐城，歼灭我军主力，破坏根据地，建立实行伪化统治之阴谋计划，已被我军粉碎并取得反‘扫荡’之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