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嘉佑二年参加“高考”，当年可以说是中华千百年来含金量最高的一届“高考”，其中有：

主考官：欧阳修（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

副考官：梅尧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

榜单：

苏轼（大文豪，唐宋八大家）

苏辙（唐宋八大家）

曾巩（唐宋八大家）

曾布（曾巩之弟，后官至丞相）

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

程颢（理学思想家，“程朱理学”的二“程”之一）

张载（北宋大儒，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二程表叔）

章惇、林希、蒋之奇、朱光庭……

二苏的老爸苏洵也进京陪考，唐宋八大家，除了那个不合群的王安石，宋代最会写文章的五位全在这儿了，盛事啊！政坛上，那一届共有9人官至宰相！

苏东坡在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的途中，写了一首《沁园春》，其中回忆了当年“高考”那些往事：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二陆”指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俩，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二人意气风发、抱负远大，决心像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出自《孟子》）；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充满信心和希望。

当年（1057年）礼部省试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问，应当从轻；赏赐有疑问，应该从众，这就算忠厚的极致了。苏轼就此题目作了一篇六百余字的古文，引经据典地论述了这一主旨。阅卷官梅尧臣一见此卷，便大加推许，要求主考官欧阳修将其录为第一。欧阳修看了也十分赞赏，但由于考生姓名已经密封，深恐此文出于自己的门生曾巩，取为第一不免招来闲话，故决定委屈此文于第二。

之后皇帝殿试，苏轼赐进士及第，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考试，赐同进士出身。“捷报飞来当纸钱”，就在这年四月初，苏轼的母亲程氏不幸病逝。父子三人仓皇离京，回乡奔丧。按当时的礼制，儿子须为母亲服丧27个月，即所谓“守制”或“丁忧”。直到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三苏才第二次出川赴京。第二年（1060年）二月，三人到达汴京。因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轼兄弟得以参加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简称“贤良科”，倘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迁，故俗称为“大科”。按照考试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提交了他所作的策、论50篇，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以及今后施政的建议。“大科”考试在次年（1061年 苏轼26岁）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弟弟苏辙入第四等），这是实际等级的最高等（一等为天、二等为地，皆为虚设，从来无人获得）。自北宋开制科以来，从未有人获过第三等，因此实属破天荒的好成绩。从此，苏轼便正式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仕宦生涯。

附录：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应礼部试而写的文章。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苏轼后来在诗中也提到过此事（“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四十秋”）。

《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