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史称为人谨厚的张禹都能多据良田四百多顷，我们不难想象那些奸邪、不守法度之徒如何聚敛土地了。与土地兼并现象相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失去土地后的农民，要么流亡、要么沦为奴碑、要么成为佃农，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必然规律。西汉末年，加之自然灾害较多，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危及西汉统治秩序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抛开固有成见，王莽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的“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的思想境界显然高于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意蕴。范仲淹只是忧民而已，王莽不但忧民，更重要的是让民、贩民、利民。

其一、施民以财。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和安汉公的称号，却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的继承爵位和封邑两项赏赐，平帝元始二年((2年)，王莽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王莽献田献钱之举，赢得农民阶级的支持。

其二、贩民之急。

西汉末年，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王莽委派官吏捕杀蝗虫，减免受灾地区农民的租税，为流民安置住所，在长安“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地皇三年(22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察食之”，只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被负责的官员中饱私囊了。

其三、惠民以利。实行赊贷法。

王莽根据《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见王莽“赊贷法”的根本目的是抑制大工商业者，施惠于中小工商业者。当然，根据赊贷法，贫民丧葬祭祀有困难时也可向钱府借贷，并且不收取利息，这对贫民也是有利的。

其四、鼓励发展农业。

实行地方官员工资与当地农业生产得好坏挂钩得浮动工资制度，“岁丰攘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这种棒禄制度初衷显然是鼓励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是有利于农民的。他的这项傣禄制度，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傣禄制度的一大进步。

其五、其他富民举措。

除上述外，王莽还有许多利民、惠民的举措。平帝时，王莽辅政，“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义陵民家不妨殿中者勿发。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储惰。”

根据诏令:全国两千石以上的官吏退休之后，可以领取原傣禄的三分之一，直至终身;元寿二年(前1年)孝哀皇帝驾崩，仓促匆忙之际，多收的赋税一律赔偿;哀帝陵园周围百姓的墓地如不妨碍者，不要迁徙墓地;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要的物资。

这项举措真是惠及天下吏民，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感谢王莽。就连对王莽评价颇为苛刻的班固，也对此时的王莽发出溢美之词:“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王莽的让民、贩民、利民之举，受到时人的一致好评。清代赵翼说:“始则颂功德者八千余人，继则诸王公侯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这么精确的数字，反映了王莽当时的确深得民心，试想，在封建社会中，像王莽这样燕得民心的能有几人?正如启良所说:

“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而且是靠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鼓吹所赚得的民心。我读古今历史，还从未发现过有谁能像王莽这样备受国人尊敬过。也许有人比他有更多的崇拜者，拥有更多的山呼万岁的人，但却大多是出于人民的愚忠，是造神运动的结果.而王莽则不同，他心里装的才真正是民众的疾苦”。

启良对王莽的评价虽有拔高过誉之嫌，但也反应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王莽的富民思想在当时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

听其言，观其行是中国自古以来衡量人的最主要标准，若以此标准，王莽不失为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王莽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和王安石一样是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改革家。

王莽的以人为贵，注重弱势群体;节俭守性;让民、贩民、利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对当今还是有借鉴价值的。但王莽毕竟是位悲剧人物，他的代汉立新，触动了中国士大夫最敏感的神经“忠于一家一姓的人生信条”，王莽“新政”逮兴逮灭，本人也被砍头割舍，死无葬身之地，为后人所笑，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更何况王莽之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来稿/忠锋英国改革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