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世纪中叶，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31年—755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表面上貌似繁荣，实际上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加深，唐王朝由盛转衰，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杨国忠专权；边镇军权扩大，外重内轻；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镇守河东、范阳、平卢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借讨杨为名，起兵反唐，制造了“安史之乱”。 20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东都洛阳。次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旋攻长安门户潼关，守将哥舒翰兵败投降。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至马嵬坡发生兵变，奸相杨国忠被杀，其妹杨玉环“婉转娥眉马前死”。一路上风雨如晦、凄凄惨惨到达蜀中。北上监军的太子李亨（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指挥唐军对叛军展开了反击。战争伊始，唐朝贮粮地河北、河东、河南、关内四道，及中央国库清河郡、洛阳、长安大都遭兵火，致“民物耗弊，天下萧然”。为了解决平叛官兵耗量巨大的经费，平衡财政供求矛盾，一方面对人民强行摊派、勒索；另一方面实行通货膨胀，发行虚值大钱。唐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公元758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第五”为姓氏）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mín，古代穿钱的绳子，作计量单位时一缗为一千枚制钱，也称一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简写成钓鱼钩状。

版别分狭缘、阔缘，背面分光背、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穿下俯月、瑞雀，穿上同心结、十、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唐王朝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当五十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chóng）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大钱径3. 6厘米左右，重约20克，每缗重二十斤，但是对“开元通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这样，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重宝”、 当十的“乾元重宝”和当一的“开元通宝”三钱并行流通，仅半年，市面便出现了混乱，由于通货贬值，直接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因为“开元通宝”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可获十倍之暴利，良币“开元通宝”很快就被劣币（虚值大钱）“乾元重宝”逐出流通市场，而“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据《新唐书·食货四》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八百人”，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狂涨，民怨鼎沸、社会不稳终被贬职。

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注意了调整“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比例关系，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并抬高“开元通宝”钱，使其与“乾元重宝”当十钱等价，皆为一当十流通。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是同时也使“开元通宝”成为了大钱，从根本上讲，货币贬值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李豫继位，铸钱史刘晏又改“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但“凡三日后大小钱，皆以一当一。”更进一步将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使这两种乾元大钱成为良币，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恢复了原来“开元通宝”钱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利用“劣币逐良币”规律调节货币流通趋于正常的积极典型案例。

“乾元重宝”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开始铸行，到唐代宗李豫“宝应”元年（公元758—762年），“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一起退出流通领域，前后也就短短五年的时间。但是，铸钱史刘晏在执行新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各种钱币的自身实际价值，在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后，“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因由劣币变成良币的身份转换而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开元通宝”钱本身又成了大钱，市面价格提高到三倍以上，货币仍然继续贬值，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由货币贬值造成的高物价才基本降下来，这一由币制混乱造成的通货膨胀时间长达41年。

虽然因为乾元重宝的铸行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波动，在不长的时间里上演了两次“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在我国古代钱币史上扮演了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但唐乾元钱开了钱币纹饰两个先河：一是称重；二是将动物图案饰于钱币之上，这也算为丰富中国钱币文化作的贡献。此外，乾元重宝还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次用“重宝”来命名的钱币，俟后重宝不断出现在历代的钱币上面，直到清王朝结束为止作为钱文的“重宝”才退出历史舞台。

肃宗为什么要铸此钱？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唐盛行佛教，多数铜已用于铸佛像；其二，八年“安史之乱”使唐大伤元气，其中在经济方面如采矿业遭破坏，量不多；其三，黄河流域农业（即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也遭破坏，人口流亡，土地荒废，使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失控。残酷的割据与兼并又使“王赋所入无几”，难撑军费开支，遂铸此虚值钱。

以一当五十开元钱为例：一枚重约12克，开元重约4克，五十文重200克，按同值此钱应重200克。轻了17倍。换言之，余下188克铜可做它用，足见其利润之大。

乾元重宝钱在当时社会究竟扮演何角色？一是朝廷垄断经营专铸权。铸钱要有技术，官局出价雇工匠，每炉用30人，铜21200斤， 铅3700斤，锡500斤。天宝年间每千文开元4000克，工本值750文。肃宗后，按折十乾元等值算，20枚240克即可，省工省料利润大；二是富家看到商机，冒险将开元毁铸私钱，暗地牟取暴利。故厚利趋使，朝廷重刑不能禁。由此，开元渐少，只得补铸重宝钱，而存世现钱多为官僚富商掌控，百姓平日很难得到；三是自公元780年实行地、户“两税法”后，政府按资产多税重，少则轻原则，分春秋两季收税（此法至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后始改变）。由于税收初见成效，商人从中见到好处，两钱并用的格局随之发生转变，以前一斗米价7000文，钱轻物重，德宗后则相反。如官府确定税额“以钱计算”，收税时却要各户折交实物，叫“定税计钱，折钱纳物”。起初3200文税折以时价，交一匹绢即可，后来钱涨物跌，一匹绢仅1600文，同样税额则需折两匹绢方可完税，无形中负担加重。政府见其利大，故虽急于收钱，但严控铸币量，从中获取多方收益。公元781年以后，战争不断，军费浩大，财政困乏，为转嫁危机，朝廷又先后出台了盐税、酒税、茶税、捐地钱、青苗钱等附加税，然每千文税又增200文，钱重物轻的扩展迫使许多人“哀号于道路，逃窜地山泽”。各地官府却继续用物收钱，横征暴敛于天下。富商则“积钱以逐轻重”，无孔而不入。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总处于物轻包围之中，被有权有势者折价操纵，肆行敲剥。乾元重宝钱实则钱轻价重，成为替朝廷服务的“工具”，富豪赢利的“化身”，百姓负重的“债鬼”。尽管“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内役为主的赋税形态，明确了税收等级与范围，扩大了收入面，是个进步，但是，各式乾元钱从中扮演的“重宝”角色，却使唐中后期币制混乱，私铸成风，屡禁不止。唐朝乾元重宝钱在这段历史经济状况下形成与演变，值得今天借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