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杰视界观）

加拿大斯图尔特夫妇研究白求恩认为，一战之后的白求恩，1915年退伍后，迷失了自我，放浪形骸，甚至吸食大麻，沉湎于酒精和女色。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愤青。193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可能只是因为相比其他而言，那是他最后的希望，对他是一个新的宗教。”

沙飞作为个体的的左翼艺术家汇入到组织化的抗日革命洪流里，与加拿大左派白求恩很可能有相见恨晚之情怀。他们处事的方式，或者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均没有“高度组织化”。

高华认为沙飞很特别，“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

沙飞的个性化的左翼色彩到晋察冀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在他的那些照片里能很充分地感受到，那些诗一般的画面，均是严酷的战争场景。

吴印咸很少有战争场面的照片，可能因为他着重于延安，沉湎于延安宝塔山下延河边的诗情画意。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些所有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的普遍的浪漫心声。

1942年，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吴印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显然，吴印咸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大多数照片，均是拍摄延安边区军民的生产，训练，站岗，放哨等等，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片段。

徐肖冰也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后来他有一篇《我在延安电影团》，作为对这次运动的追忆。

所幸，沙飞远离延安，在晋察冀聂荣臻的佑护下，身体力行“革命艺术是一种战斗的武器”之思想。高华认为，“在延安的丁玲、肖军、王实味等，都认同革命文学艺术是宣传真理的战斗武器，所以持‘战斗武器说’并不说明什么，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沙飞有一点王实味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