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其先祖本为汉人，唐末曾避乱逃至朝鲜，明初又从朝鲜返回中国，定居于辽东铁岭卫，其曾祖父曾以军功迁为将领。按照明朝军制，军职可以由子弟世袭；然而，由于家道中落，到李成梁时，竟然因贫困而无法前往北京办理袭职手续。四十岁的李成梁，尚在窘迫中荒度人生。

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李成梁偶遇前来巡视的朝廷御史李辅。这位御史见李成梁器宇不凡，便慷慨资助他前往帝都北京，从而成为辽东军事要塞险山堡参将，为其提供了一个施展军事才华的重要平台，从此，被明史称为“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的李成梁开始一飞冲天，成为有明一朝极为耀眼的将星。

而这一年，那个日后将要成为李成梁帐下家奴的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尚是一个刚满8岁的女真族苦难少年。

成为参将的第二年，李成梁便在抗击蒙古骑兵入侵作战中崭露头角，一战成名，官升副总兵。而正是这一年，未来对李成梁有知遇之恩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成为明王朝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并“预机务”，开启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新政，给李成梁建立更大的功业铺平了道路。据史载，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激发了李成梁的军事才华。他逐渐建立起一支骁勇能战的“李家军”，使素来为蒙古军所轻视的明朝边兵“军声始振”史载“李家军”“师出必捷，威振绝域”，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辉煌战绩。“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所立军功为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在巨大的军功照耀之下，李成梁成为万历皇帝的不二“宠将”。他和他的儿子、手下众多将领不断被加官晋爵。他本人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成为有明一代堪与戚继光齐名的边疆名将，一时“南戚北李”之说传遍华夏；他的九个儿子有五人当上总兵、四人官居参将，四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也都官居副总兵或参将；万历八年，万历皇帝敕命在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敕建“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褒功牌坊，给予李成梁至高无上的荣誉。

然而，就在这时，贵极而骄的人性弱点在李成梁身上开始显现。《明史》记载，就在他功高名重之时，他的军队开始屡打败仗，手下将领开始谎报军情，而且竟致杀良冒功；而他本人，也开始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乃至于发展到最后整个辽东的商民利税都被他一个人所侵吞。然后，再用这些钱财贿赂对他有用的朝廷要员。宫中朝上的权贵机要人物被他喂饱后，无不为他奔走卖力。史载“全辽商民之利尽拢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而李成梁父子居住的铁岭卫，本来只是一个小县城，却因为李成梁的长期经营而繁盛一时。城内弦管夹道、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光是娼妓就有两千多人。原本强大的李成梁军队和他本人一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消磨了心性，“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蜕变。

关于李成梁受万历皇帝的“宠爱”程度，由以下事端可见一斑：每当李成梁从边关传来捷报时，内到中央政府的内阁、五府、六部，外到当地各级官员都可以一起领受皇帝的封赏；而后来李成梁军队战斗力下降，经常吃败仗时，通常不用李成梁做什么，下到地方长官，上至五府、六部乃至内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帮助李成梁遮掩。若有哪个不识趣的“御史”想要弹劾李成梁，一些要员就会齐心协力、高度默契地将其挤兑出局。万历三十六年，几位监察官员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名将熊廷弼，查知李成梁军队再次打了败仗，又屠杀平民，以向朝廷冒功领赏。在掌握了大量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交章”弹劾李成梁。奏章交到皇帝手上，许多人都以为李成梁罪责难逃。殊料万历皇帝不责反赞，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而几位监察官员却受到内廷的斥责和处分，可见万历皇帝对李成梁的宠遇之深。

本文的另一主角努尔哈赤，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在大明王朝的历史视野。

史载努尔哈赤原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永乐初年，其六世祖带领斡木河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帝朱棣封为建州卫指挥使，曾经跟随朱棣远征漠北。到了努尔哈赤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赫图阿拉。其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

使努尔哈赤一族真正“发达”的事件，是其父塔失、祖叫场在迁居到赫图阿拉后，与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下十分亲密的关系。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清史讲义》中断言：“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孟森曾根据明朝留下的史料考证得出：嘉靖年间，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曾是王杲（另一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外祖父）部属，参与了王杲犯辽东之乱，后来李成梁镇守辽东，两人审时度势而“悔过入贡”成为李成梁旗下的间谍，效忠朝廷。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记载说：在万历二年（1574年）征服王杲的战争中，“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杲的下落）”。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则记载说：“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胆略，为建州都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向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苕上愚公著《东夷考略》载：“初，奴尔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兵火。”海滨野史著《建州私志》载：努尔哈赤的“祖叫场、父塔失，并从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阵”。这些史料引证了三个历史事实：一是努尔哈赤父、祖曾帮助李成梁消灭了女真实力最强的军阀王杲；二是他们帮助李成梁消灭了另一个军阀阿台；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塔失被明军误杀于征王杲和阿台的战役中。而恰恰是因为其父、祖在征王杲时曾为李成梁立功而误死，努尔哈赤成为明朝和李成梁本人优待的对象。这一点在明末史家程开祜所著《筹辽硕画》一书中首篇《东夷奴儿哈赤考》有较详叙述：

“先年叫场、塔失皆忠顺，为中国出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后杲男阿台将叫场拘至伊寨，令其归顺，合党谋犯，以报父仇，叫场不从，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剿阿台，围寨攻急，塔失因父在内，慌忙救护，混入军中，叫场寨内烧死，塔失被兵误杀，因父子俱死。时镇守李总兵将塔失尸首寻获，查给部夷伯插领回。又将寨内所得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给领。”

而努尔哈赤正是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载：1574年李成梁军攻破王杲寨，之后又杀了叫场和塔失，“时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

关于努尔哈赤曾在李成梁帐下“工作”一事，清人所治《明史》刻意回避。但在康熙朝徐乾学所修《叶赫国贝勒家乘》无意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指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而奔我。”此段简短的文字说明1582年以前，努尔哈赤曾为李成梁所“羁留”。

然而，努尔哈赤最后如何离李成梁而去？这里不得不抛开“正史”，叙述一段东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关于“紫薇夫人”的故事。据这个故事说，由于上天的启示，李成梁曾经一度对努尔哈赤动了杀机，而其身边的一位“紫薇夫人”却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努尔哈赤脱险。另一种传说是，努尔哈赤成了大金国的天命汗之后，曾经莫名其妙地册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汉族女子为“歪梨娘娘”，原因是这位女子为了保护并拯救努尔哈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树上。今天，在辽宁省北镇市，有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灵“歪脖老母”，香火极盛，前去朝拜者络绎不绝。而我们知道，李成梁时代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大明辽东总兵府恰恰是坐落在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

而这一民间传说，在《清史稿》中居然有所印证。《清史稿》的第一篇先指出：“努尔哈赤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接下来，说到努尔哈赤在他的父、祖被误杀时，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于乱兵中被抓进总兵府，然后，“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就是说，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妻子惊异于努尔哈赤的仪表，于是背着人悄悄把他放跑了。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从李成梁家出走后，努尔哈赤不但不记恨于李成梁误杀其父祖这样的“大恨”，还将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李成梁二儿子李如柏为妾，而后者，则成为后来的大明辽东总兵。种种迹象显示，自小困苦、很会“来事”的努尔哈赤此后长期给李成梁“上贡”美女、牛羊、马匹、人参、貂皮、东珠、银两和奴隶等。《明清史讲义》中记载：“太祖（努尔哈赤）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从而有效地令李成梁至少在对待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放弃了本该忠于的边将职守。

就这样，在李成梁的纵容、默许甚至是呵护下，努尔哈赤凭借十三副盔甲起家，逐渐发展成为辽东最大的反叛力量。有确凿史料证明，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李成梁曾经多次出兵征剿当地蒙古部落和其他女真部族，那些势力强大、有能力和努尔哈赤相抗衡的女真部落，都无一幸免地遭受过李成梁的“犁庭扫穴”式的摧毁性打击。就结果而言，无论李成梁主观上是否有意帮助努尔哈赤，事实上他运用大明帝国国家机器的力量，帮助努尔哈赤发展起来了个人势力，或者至少是为他的发展扫平了道路。

而李成梁给予努尔哈赤更大的帮助，是其在努尔哈赤坐大之后，主动放弃了著名的“辽东六堡”及其周边八百里国土。史载，公元1606年，年逾八十即将退休的李成梁，突然上书皇帝，准备主动放弃辽东孤山、宽甸、长奠、双堆儿、长岭、于散六堡及其周边的八百里国土，理由是“这些要塞孤悬难守，得不偿失”。而从军事角度讲，这六座堡垒向南为辽东卫所的前沿要塞，向西则可屏蔽辽沈腹心地带，向东与朝鲜遥遥相望，向北成为抗御蒙古骑兵的第一线。这六座城堡，地势险要，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三十多年前，刚刚在辽东崭露头角的李成梁极力主张修复整治这些堡垒，在具有战略眼光的名相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李成梁和他的将士们付出了重大代价，重新整治好了这些国防线上的要塞，环卫辽东土地八百多里。随后，在李成梁主导下，设粮仓、建学校、开关市，致使各地无地农民纷纷前来定居，最后竟然繁衍生息多达六万多户，在捍卫明帝国边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李成梁当年的诸多功绩之一。而如今，正值努尔哈赤渐成气候，对大明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之际，李成梁却以和当年主张修复时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放弃这些军事要塞。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然而偏偏万历皇帝几乎是无条件地“宠信”李成梁，竟然批准了这个计划。此举使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八百里土地，并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威胁，对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将此举看成是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二人的“亡明之举”。

更重要的是，当时六堡之内的六万多户人家——差不多有二十多万人口被强制迁徙于关内。时值冬季，被捣毁了房屋的许多青壮年不堪忍受，愤而投奔努尔哈赤，为他增加了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得到李成梁这些动用军队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无比珍贵的礼物时，必是欣喜若狂，必定在内心深处对李成梁充满了感激之情。

就这样，在他前后两次镇守辽东的三十年岁月里，努尔哈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成长为一代枭雄和大明帝国最有“潜力”的掘墓人。巨祸已经酿成，大明帝国一步步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危亡前夜。

李成梁八十三岁时离开他的辽东职任。此后，他在北京城中安逸地活到九十岁，成为华夏有史以来最长寿的将军。而在其死后不到一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自称天命汗。三年后，他从容攻下抚顺，正式拉开挑战大明帝国的历史序幕。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时，一定是因为其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在李成梁一步步从名将蜕变为巨贪，从国家边疆保卫者蜕变为国家利益出卖者时，我们首先要纠责于那个曾经三十余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和他背后那个使他无所不能的中央集权体制。在其无原则纵容下，那些和李成梁沆瀣一气的帝国高级官员们，在缺少有效监督和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以今天的眼光回望那段貌似平静、实际正在酝酿巨涛的历史海平面时，我们不难发现，假如一个王朝的制度体制使得其有能力、有办法制止其官员们集体丧失责任感，并使他们不敢突破道德底线的话，那些如李成梁一样胡作非为的地方豪强们是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数千年中央集权体制下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这种缺失的背后，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者无法放弃对其背后巨量利益的掌控。在这样的体制下，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一旦个人的道德自控能力无法抵御巨量利益的诱惑，那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都将变得无足轻重——而更可悲的是，除了历史上少数几位“圣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抵制以权力、金钱和美色等面目出现的巨量利益的诱惑——中国古人“欲壑难填”的成语描述，正是对人性的最好总结。而历史上所有追求培养“圣人”式官员的道德教化的一切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和虚伪的。正如本文的主角李成梁一样，无论国家给予其多高的地位、多大的荣誉、多么丰厚高额的奖赏，他还是无法扼制自己内心深处更大的贪欲和妄想——最终，他还是在难以满足的贪欲中高效而坚定地为大明王朝培养了一个强大的掘墓人，对此，相信即使泉下有知，李成梁也不会为此感到懊悔——毕竟，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至于家国天下，在他眼里是一件何等虚无缥缈、无关紧要的事。当然，他更不会想到，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他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在后人严厉的批判中接受历史的拷问和追责——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本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