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特别是在廉洁方面。历史学家多责其虚伪，说他似廉实贪。《张居正大传》的作者朱东润先生分析：“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 我们不要忙于先给他下是廉是贪的结论，先分析一下他的做法。

在廉洁自律方面，他有时也做得极为苛刻。万历三年，朝廷整顿驿递。儿子要回江陵应试，他告诫儿子，须得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祝寿；弟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家仆游七因与外面官员勾结，曾遭痛打。

在与大臣来往的书信中，有很多张居正拒绝礼物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字眼，数不胜数。此外，他还多次说过自己门前冷落，“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在明末腐化风气早已弥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张居正能保持拒腐防变的觉悟，难能可贵。不能简单地说他廉洁就是虚伪。

再说其贪。当时空气中弥漫着腐化气息，连戚继光、李成梁这样功业卓著的名将，也在四处送礼。蓟辽总督梁梦龙为了谋得吏部尚书一职，给掌印太监冯保一次就送了3万两银子。更早些时，首辅高拱提名贪名很大的殷正茂任广西巡抚，进攻广西古田平定叛乱。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果然是殷正茂平定了叛乱。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作为腐化势力主要进攻对象的张居正，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20万两银子，为张居正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总开支的十分之一。在北京，他建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壮丽不逊王府。他的门生刘台在万历四年上疏弹劾，说他“起大第于江陵，费到十万，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些话中可能有夸大成分，但张居正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则是事实。

另一种解释是，在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前期，他廉洁自律还是比较好的，到了后期，随着权势炙手可热，贪欲也跟着膨胀起来。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都归张居正占有。他奉旨返乡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菜。历史学家王春瑜计算过：做官前，张居正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后，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计算，他一辈子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可是，光他送掌印太监冯保的礼物就有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10万两。从张居正家中抄出的财产，折合成金银约19．58万两，另有良田8万顷。如果不是夸大的数字，这倒的确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这些由张居正政敌提供的数字，不可尽信。总体来说，他不能算贪官，当然也不能算清官，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家。对有些历史人物，我们很难作出简单的道德评判。像古代改革家商鞅、桑弘羊都有腐败行径。由体制产生的腐败，比因个人道德品质产生的腐败，要可怕一百倍。

从这个角度看，在考量某些历史人物的时候，的确难以贪廉论英雄，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有他们独特的评价标准。当然，这里说的是“难以”不是“不以”，在任何时候，贪污腐败都是劣迹，而不是有本事的证明。历史上老百姓长期口头塑造出来的理想的人物包拯、海瑞、狄仁杰等只能是人们向往的“完人”而已。所以在老百姓心目中，把官员大致分成了四种：第一等，廉而能干事；第二等，贪而能干事；第三等，廉而不能干事；第四等，贪而不能干事。有些官员，虽有清廉之名，可是在任期间，无所作为，在老百姓口碑中，反不如那些贪而能干成点事的人。这不是诲贪诲腐，而是老百姓非常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