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后，一些学生们被赶来的警察逮捕。

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地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

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

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影，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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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

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

是啊，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算得上是我国的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

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也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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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曹汝霖，其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

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

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们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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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逗的是，在五四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

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四月中旬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

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

“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

“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时，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

但是，在经过了“五四”风潮被罢官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

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也不算太冤枉了他们。日本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