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难允准。

原因很简单，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问题，万不可让步，如洋人“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战争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

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訢）一事耿耿于怀。

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

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

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年岁的日益增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

经四个多月的反复交涉后，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

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

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的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

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侯，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六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一睹天颜，但对于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不过，《清实录》和《起居注》（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对此却并不愿详细记述，如《清穆宗实录》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中的记载更为简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作者殷海光转引近代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中的记载，其中称：

列强使节觐见时，“英公使（威妥玛爵士）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

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

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

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

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

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

‘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据查，稻叶君山著作的中文版始见于1914年，其中对列强使节大出洋相的戏说性描写究竟是因中外语言障碍所致，还是黄种人的阿Q式胜利法，目前不得而知。

按：当时日本同为“黄祸论”的受害者，彼此厌恶白人咸丰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