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年文明史、2300年建城史，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是个传奇般的存在。

早在汉代之前，成都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性都市。地处四川盆地腹地的成都，与南北两条丝绸之路联系起来，成都的蜀锦、蜀布、枸酱、铁器行销遥远的大夏（今阿富汗）、掸国（今缅甸），乃至遥远的地中海流域。海外的海贝、象牙、琉璃也来到了蜀地。成都与外界的交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入和频繁。

富庶而又神秘的成都，也吸引着外国的旅行家、摄影师、各类学者到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不约而同地发现：在中国内陆腹地，居然还有成都这样一座让人惊奇的城市。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

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到达元大都时已经21岁了，他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这些就构成了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这一路上，马可·波罗对于成都印象深刻。那是公元1281年，在《马可波罗游记·成都府》中，他这样写道：“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市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这里马可波罗提到的“桥”就是当时成都的安顺廊桥，也就是现在九眼桥那边的安顺桥。

对于当年成都商业之繁盛，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有描述：“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

好一句“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让人想见当年锦江上的盛景，大小河流交错会和，岸旁码头商贸繁荣，而所有这些，让马可·波罗想起了万里之外的故乡水城威尼斯。

当年的成都，确实无愧东方威尼斯之名。市内水网密布，府河、南河（现统称锦江）两江环抱，水色空蒙，樯橹如林，帆影盈江。粮食、烧柴、木头、烟草、草药在北门大桥、东门大桥、老南门大桥、安顺桥、九眼桥五大码头集散，蜀麻、蜀锦甚至扬帆远航到荆州，再到江南。

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

“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

能给我带来惊喜。”

提起“阿尔芒·戴维”这个名字，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但提起大熊猫，恐怕就无人不知了。正是阿尔芒·戴维这个人，发现了熊猫，把熊猫带向了全世界。

1868年，戴维第二次来到中国，带着对川西地区强烈的探索欲望，戴维在1869年1月到达成都。他先拜访了川西地区的平雄主教，这位主教曾在穆坪（如今的宝兴县城）传教多年，他向戴维介绍了穆坪地区的一些特有生物，特别提到了一种被称为“白熊”的动物。根据《戴维神父日记》中的描述，这种“白熊”很可能就是大熊猫。

戴维在日记中写道：“但愿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能给我带来惊喜。”从成都出发，阿尔芒·戴维神父首先经邛崃的马湖、火井，到达芦山的大川，再从大川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大瓮顶抵达穆坪，历时8天才到达邓池沟天主堂，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艰险的旅程。

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果然带给他无限的惊喜。他在这里任神父期间，他捕获了一只大熊猫，决心带回法国。然而，由于长途山路的颠簸以及气候的不断变化，这只大熊猫还没运到成都就奄奄一息了，戴维只好非常惋惜地将其制成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模式标本。

除了大熊猫，戴维还采集到金丝猴、绿尾虹雉、珙桐树、大委两栖甲等数十种动植物的标本，也因此而使得这座地处四川西部山区的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闻名于世界。

法国工程师古德尔孟

“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

如加点缀，

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1896年，法国派工程师古德尔孟（L′ingenieur coustellemont）游行云南，著有《云南旅行记》。古德尔孟也曾取道蜀地，“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

他在《云南旅行记》里这样描述成都，“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近代白屋诗人吴芳吉据此写竹枝词，称颂“成都富庶小巴黎”。把成都称为“东方的巴黎”，就是从这里来的。

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

“学生们并不恶作剧，

总的来说比美国学生好教得多，

师生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礼貌。”

1910年6月，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与四川高等学堂签署援教合同，是年8月从美国经日本到达中国。而后他从上海沿长江西上，于10月抵成都，在四川高等学堂教授算学、化学和地质学。

在成都，他拍摄了很多写实照片。在川人俗称的“赶场天”（赶集日），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理发店、买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他拍下成都近郊水稻插秧的情景，还有背柴的妇女在途中歇脚的情景，她们都是天足。

他的照片中有村间农舍：茅草屋顶和白色墙壁，稀稀拉拉的竹竿篱笆，门前菜地长着茂盛的蔬菜；也有泥巴砌的屋子，厚厚的茅草顶，映衬在高大的桉树林和竹丛之间，亦不显落拓。他拍过成都北部的彭州龙兴寺塔，这是一座高34米的十七层正方形砖塔，始建于唐代，明弘治年发生地震，塔的东北一角坍塌，仅余四分之一塔身仍然耸立。

辛亥革命后，他举着相机，满城拍摄“大汉四川军政府”庆典活动这历史性的一天。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下自己的观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那天，人们剪了辫子，把头发剪成外国发式，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骄傲而蔑视的眼光来回味过去，摈弃旧东西，眼神中充满挑战的自豪。”

那爱德显然是非常喜爱在成都的生活，住在种着剑麻、铁树和芋头的典型四川小院里，他认为自己在这里“过得不错，工作也很成功”。学校为外国老师们配备了网球场，即便地面并不太平整，大家也常常换上雪白的球衣来上几局。这个热情的美国老师也把学生们的形象留在了底片上，其中一张是在四川高等学堂整洁的学生自修室中，衣着整洁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或者探讨问题。书桌上的油灯、地面上的火盆，学生的衣帽服饰都看得出这是一幅冬日苦读的场景。

那爱德一直在给姐姐尤雯塔写信，这些信件相当于一份特殊的日记，信中他赞扬过这些刻苦的年轻人：“学生们并不恶作剧，总的来说比美国学生好教得多，师生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礼貌。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认为当一名学者是最高的成就，因此他们更加努力。他们上课总带着各种问题，因此帮助这些渴求知识的学生是一件乐事。”

德国魏司夫妇

“成都是一座富有、干净

而且也很能自我满足的城市。”

弗瑞兹·魏司1905年来到成都，1911年正式担任德国驻成都领事，但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魏司虽无法履职，但他和他的夫人还是因喜爱成都的风情，住到1914年才回德国。

在成都居住期间，魏司夫妇除了处理公事、结交其他欧洲朋友和举办宴会外，还常到周边游玩，且常去今天汶川的草坡乡和威州镇周围打猎。魏司很善于与镇上或者村里的人们聊天。他们在锦江的码头边感受城市的经济脉搏，也体会着成都的民俗风物，其中包括洛带古镇、青羊宫花会、少城街道、青城山寺庙、麦田边的鸡公车等，魏司甚至还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德国学校，以促进文化交流。

“花重锦官城”的清新，也让魏司夫人萌发好感：“成都的主街道很宽，用砂岩板铺得整整齐齐。街道上虽熙熙攘攘，街上的人们却不像中国其他一些城市那样推推搡搡，让你浑身紧张，透不过气来。成都是一座富有、干净而且也很能自我满足的城市。”

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

百年前成都的“出租车”

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是一位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名的中国学者和狂热的业余摄影家，终身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1908年到1932年期间，西德尼·甘博四次旅居中国进行城镇和乡村调查，拍摄城市和农村生活、公共活动、建筑、宗教雕塑等，先后拍摄了5000多幅黑白照片、彩色幻灯片及39盘16毫米电影胶片。其中他在四川拍摄的照片有457幅，涉及成都、安县、金堂、灌县、理县、遂宁等地.，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宽，是研究民国初年四川社会的最好佐证。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家，甘博的镜头不是简单冰冷的记录，他捕捉到了人们生活的各种鲜活画面，透漏出了他的人道关怀。镜头下的男男女女所展示的丰富画面显示出社会变化正渗透到日常的方方面面。

甘博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当年成都街头最流行的“出租车”——独轮车，因为车行时轮响吱吱如鸡鸣，俗呼鸡公车。明显看得出来甘博对这种交通工具的喜爱，在成都的街头、去新都的路上，西装革履的甘博都一本正经地坐在鸡公车上。他也拍下了坐鸡公车的中国人，从四川成都到灌县途中，一个男人推着自己的同伴走在乡间小路上，正午的阳光很大，他们从宽大的帽檐下看向镜头。

美国作家海明威

“中国人具有移山填海、创造奇迹的能力”

很少有人知道，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来过成都。经历一战、二战炮火硝烟的海明威，于1941年春在华西坝进行了一场激情演讲，他嘶哑的声音在挤入3000人的华西坝体育馆中，和中国学生的爱国口号交织在一起，成为成都永久的回忆。

1941年4月，新婚后的海明威夫妇前往成都。这个粗旷而豪放的人一下飞机，就被新津县新建飞机场的壮观场面吸引了，他后来在文集中写道：“八万名民工在修飞机场。没有现代化的工具，主要靠肩挑背驮。我相信中国人具有移山填海、创造奇迹的能力……他们的夯歌响彻整个机场上空，宛若大海的浪涛，冲击岩岸礁石，发出巨大声响……”

在成都，行走在这些简陋而狭窄的街区，海明威也惊讶地看到成都这个古老的有高大的围墙护卫着的城市街道上，人们仍可以看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骆驼商队。他们远道而来。那些骆驼慢悠悠地走着，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使人们想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用千年为单位作计算。

其后，海明威应邀到华西坝五所大学演讲。那时的华西坝，除了五所基督教会合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外，还有内迁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

海明威演讲的地方，是一排大树掩映的华西体育馆里。体育馆被热情的师生堵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据听过海明威演讲的老人回忆，这位美国作家完全不像中国文人那般斯文，他身体壮实，吼叫一般讲演时长满汗毛的手臂不断挥舞，倒像个杀猪的黑汉，不时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如果海明威能“上前线，则吾国士兵英勇，抗战的伟大，当可扬名海外，长垂不朽”。事实证明，海明威返美后所写访华见闻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后来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成都许多大学生报名从军，开赴前线杀敌报国，与海明威的演讲是有一定关系的。

据资料显示，1941年4月中旬开始，海明威夫妇在成都呆了三个月，他们的住所就位于现今商业街省委大院内；此间，海明威开始写作著名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

“（火锅）简直使你灵魂也暖和起来”

在华西坝演讲的，还有李约瑟。

1943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

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博士到重庆，曾一度到成都，住在华西坝。每次一来成都，他都忘不了去逛书市，西御龙街、玉带桥街这些地方有很多的旧书店，他在旧书摊前来回走着，直叹成都的文化气息浓厚。李约瑟除挑选科技文化方面的书外，还挑选有关道教的书籍。他去请教道士，是不是中国都是按照书上所说的去做？他还找到一个道教专家，两人兴致勃勃地在一起讨论了几天几夜。李约瑟买来的这些书，后来都成为他在英国创建的亚东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

在走访过程中，李约瑟还享尽了各地美食。他是个很随便的人，外国人大多看不上街边的摊点，而李约瑟则在街边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四川火锅，给他印象极深，“简直使你的灵魂也暖和起来。”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这里人很多，但空气很好，

靠街的一面完全敞开。

我靠着栏杆，

可以看到下面街上的人来来往往。”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征途中，马悦然是一个最关键的推介人。他用英文翻译了西汉典籍《春秋繁露》；他向自己的同胞分享《诗经》《楚辞》等美章妙文；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他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手册》广为流传。

他把中国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成都则最令马悦然梦绕魂牵。

作为汉学家能说汉语并不稀奇，但能说一口地道的汉语方言就令人万分惊叹了。除了精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外，马悦然能流利地说一口成都话，甚至在他写作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用起成都话。

在他的回忆录《另一种乡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这个没有水的水池莫得啥子看头的”，“我一时不懂他说些啥子”……

马悦然还喜欢吃辣，而且最爱麻婆豆腐，他说：“只要是有辣椒，啥子东西都好吃！”

1946年，22岁的马悦然喜欢上中文，跟随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1948年，他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到四川调查方言。1948年的八九月份他在成都学会了西南官话之后，便行至乐山与峨眉调查两地方言。在峨眉山报国寺，马悦然在那里体验了八个月的和尚生活。和老和尚读诗书，和小和尚玩耍，到附近的村里记录方言，就是马洋人寺庙生活的日常。

1949年9月,马悦然结束了在报国寺亦僧亦俗的学习后,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实习——用五天时间从峨眉一路步行走回成都。回到成都后,马悦然寄住在华西坝上陈可行教授的“可庄”。他一边继续学习汉语,一边为陈教授的二女儿陈宁祖辅导英语。一段浪漫的异国恋情也由此开始。

当时,高中毕业的陈宁祖刚满十八岁,生性贪玩,活泼调皮。马悦然为了让这个不安分的学生听话,有时不得不用很难买到的可可粉“贿赂”陈宁祖。但可可粉一用完,陈宁祖便开始逃课,甚至鼓动马悦然一起逃课。陈宁祖常常带着马悦然到成都的玉带桥“新明书屋”淘旧书,到武侯祠附近的露天茶馆听四川评书……

“我正坐在春熙路一个茶馆里的一张桌旁，一群好奇的人们把我围着……让我描述一下现处的环境。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大约有400多。这里有一些小圆桌，没有涂油漆，我现在便坐在其中一张桌旁，竹子编的凳子很矮，非常不舒服。这里人很多，但空气很好，靠街的一面完全敞开。我靠着栏杆，可以看到下面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我可以听见街头小贩的吆喝声，黄包车夫的大喊声，我还可以看到街对面世界书局的广告，世界书局是成都最大的书店之一，在那里可以买到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各种书籍。”

这一段关于成都茶馆生活的记录，来自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1949年10月的录音记录，几十年后由成都人王笛翻译成中文，成为他成都茶馆研究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中一条生动而有趣的材料。

这些发现成都的外国人，见证了成都对外文化交流的永不停歇的脚步。天府文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深入到世界各地，融入城市的血管之中。

6月20日至22日， “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隆重举行。成都正式加入“世界文化名城论坛”。

伦敦、纽约、上海、巴黎、东京、悉尼……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文化名人等，齐聚成都。

世界的眼光，将通过天府文化，通过成都高质量发展，来了解中国，共谋“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文化交流合作与开放共享。

据介绍，本次论坛主题为“交流合作·开放共享”，“一带一路”是论坛的关键词。嘉宾们将济济一堂，就“‘一带一路’世界文化交流与发展”“文化创意促进城市发展”“时尚产业发展与城市品牌”等议题，展开精彩纷呈的头脑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