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开国的君主，都是既勤劳又很有权力欲，因为不是这样性格的人，就不可能在争霸中获胜。

可是君王的子孙却不是这样，他们从小生活在帝王之家，习惯于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像朱元璋那样觉得事事都亲自做决定是一件美事。他们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舒服惯了，也不会像朱元璋那么勤劳。

中国这么大，每天的事情千头万绪，治理国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朱元璋干掉了宰相，那宰相的活都得自己来干。据抽样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审批的公文二百多份，处理事务四百多件。

忙得他是“昧爽临朝，日宴忘餐”，天不亮就起来工作，经常忘了吃饭。宰相还有个退休的日子，可是皇帝只要喘一天气儿，就得干一天的活，这种辛苦的日子哪是那些皇子皇孙能忍受的？

明代皇帝的工作量大，工作这么辛苦，特别需要秘书来分担一下文案工作。明朝皇宫中有一处叫作“文渊阁”的地方，原本用来储藏书籍，类似于皇家图书馆。到了永乐帝朱棣（dì）的时候，朱棣选了一批有学问的人让他们到文渊阁值班，这些人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不仅为皇帝分担文案工作，还要为皇帝出谋划策。当时在文渊阁工作的人，头衔是“文渊阁大学士”，一般被称为“阁臣”。

在古文中，和皇室有关的词汇，常用“内”来称呼。比如“内庭”，指的是皇宫内院；“内园”，就是皇帝的御花园。这个文渊阁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被称为“内阁”。内阁理论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但是皇帝越懒，内阁所办的事就越多，所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到了后来，内阁实际上担当了宰相的职责，内阁里排行第一位的阁臣（称为“首辅”）其实就是宰相。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送给皇帝的奏章，都先交给内阁来看。内阁看完后代替皇帝写上意见，叫作“票拟”。内阁把这个票拟交给皇帝，由皇帝决定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就很省皇帝的事了。但皇帝还是觉得不够省事。内阁把票拟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审查一下这票拟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还得注明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皇帝要在票拟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一般人写字都是用黑色的墨，为了显示批阅者不同，皇帝的批改意见用的是红笔。所以这个写在票拟上的意见就称为“批红”。

人的惰性是无限的，后来的明朝皇帝就连这个批红也懒得自己写。也有的皇帝是因为年龄太小，干不了这事。于是皇帝就把批红的活也交给别人去干。皇帝批红的时候是在后宫，身边没有别人，只能让太监来干。

明朝后宫里有一个叫作“司礼监”的部门，原本是负责管理书籍的。后来批红这事，就由司礼监来负责了。所以明朝掌握大权的，除了内阁外，还有皇宫里的司礼监。相比之下，司礼监的权力还要更大。因为票拟只是个草拟的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都得经过批红才真正生效。因为司礼监权力太大，所以明朝出现过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一批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不过由于明朝官僚机构之间的互相制衡，即便这些大太监风光一时，他们也没有办法彻底控制军队和政府。支持他们的皇帝一旦改变了主意，或者身亡，他们也就随之灭亡了。朱元璋不仅在政府中加强皇权，对百姓也企图加强管控。朱元璋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君主，他喜欢什么事情都要管上一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通过颁布法令，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便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他详细的规定各个阶层的百姓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连衣服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花边，袖子多长都一一规定。

他设计了“路引制”，老百姓不能随意离开家乡，如果想出远门，必须先找官府开介绍信。他还继承了元朝的规定，继续实行“匠籍世袭制度”。就是说，政府的手里有一个户籍记录，规定好了谁家是工匠。如果一家是工匠，那么他的孩子必须子承父业，长大了还是工匠，不能随意改变职业。

换句话说，朱元璋企图把国家变成一个凝固、静止的社会。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明朝的专制，还体现在对民间商业的限制上。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在宋朝，一个商人想要卖盐，他要先找到政府买一张“售盐许可证”（称为“盐引”），按照上面允许的重量去贩卖盐。这些许可证其实就是今天的“商业税”。有了商业税收，宋朝政府能从民间的商业行为中获得大量的利润，所以宋朝对民间商业十分支持。而到了明朝，出身农民的统治者朱元璋没有意识到商业的价值。他看到宋朝商业繁荣却最终经济崩溃，认为商业是在“与民争利”。他甚至说，我们大明朝不需要商业税，只要有农业税，再省着点花，就够用了。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朝政府大力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采取歧视性政策。今天的我们知道，其实商业才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西方国家在近代能快速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朱元璋等人对商业的限制遏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直到明朝末期，中国商人才逐渐摆脱了制度的限制，在东南地区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可惜不久以后，更为保守的满清政府掌握了统治权，再次扼杀了民间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