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有明版《园冶》，是海内外保存最完整的刻本，即为内阁文库藏刻本。早在1930年代营造学社出版《园冶》之时，朱启钤、阚铎等人已获此消息，并托人与之校对，正如阚铎所言：“然中土从此，得复此书旧观。”

此《园冶》为三卷三册，开本长约28厘米、宽约17厘米，封面标有“园冶”二字，封二有“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的楷书阳文圆印、“扈冶堂图书记”的篆书阳文方印；卷一包括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等部分，之前有阮大铖序（崇祯甲戌）与自序（崇祯辛未），而无郑元勋序（崇祯乙亥），可知该版当于崇祯甲戌即1634年刊行；卷二全册为栏杆部分，卷三内容则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

国立公文书馆为日本的国家档案馆， 1971年开馆之时也接管了创立于明治年间的内阁文库的藏书。而内阁文库的前身属于江户幕府的红叶山文库以及林家大学头的昌平坂学问所等，现藏明版《园冶》原即为红叶山文库的藏书。

日本《园冶》诸藏本

除国立公文书馆明版《园冶》外，日本还保存有多个相关藏本。关于《园冶》的版本问题，陈植先生等前辈学者已有不少叙述，新近的研究则有韦雨涓的《造园奇书〈园冶〉的出版及版本源流考》、梁洁的《〈园冶〉若干明刻本与日抄本辨析》等。笔者在对《园冶》“借景”篇的研究中，也曾调查分析了日本的多个藏本。

隆盛堂版《木经全书》

国立公文书馆明版内阁本之外，只有桥川时雄所藏标题为《木经全书》的《园冶》是刻本，其余皆为抄本，桥川作以解说并将之影印于1970年出版。《木经全书》为三卷三册，有郑元勋序而无阮大铖序。标题“木经全书”四个大字应位于封二，上为“名园巧式”四字，右为“松陵计无否先生著”及“古文英发集即出”，左为“新镌图像古板鲁班经夺天工原本”及“隆盛堂梓行”。桥川及上述梁文皆认为《木经全书》与内阁本《园冶》为同一套刻板，细察二者字形字迹等确实如出一辙，另外韦文考证称隆盛堂为清代太原一带的刻书坊。此外陈植先生在《园冶注释》序文中提到其于1920年代在东京帝国大学本多静六处见到三卷三册的《园冶》，笔者多方探寻，可惜未得发现。

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代序刊

抄本则有多达近十种，具体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地，经过综合分析可以认为基本抄自名为华日堂的版本，其中多数都包含有标明为华日堂的封二。

典型者如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另一种版本的《园冶》，与内阁本相同，分为上中下三卷三册，郑元勋序及阮大铖序皆存，封面上有“园冶”为标题。并有“昌平坂学问所”“林氏藏书”“浅草文库”的印章，当初应为江户幕府大学头、儒学世家林家的藏书。卷三末尾写有“宽政七年以近藤重藏本誊录”，表明其为制作于1795年的写本，近藤重藏（1771-1829年）曾从1808年起担任过红叶山文库的管理者，正是内阁本所藏之处。该本封二上印有“夺天工”的大字标题，其上有“名园巧式”四字，标题右侧印有“松陵计无否先生著”，左侧印有“华日堂藏书”，另有“卓荦观群书”。关于华日堂，可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伍涵芬所著《偶咏草续集》，为康熙四十年华日堂所刊行，韦文考证称华日堂实为清初文人伍涵芬的家堂。又据韦文考证，“卓荦观群书”印为清代太仓藏书家谢浦泰之藏书印。

华日堂版《夺天工》

除上述外另有几种抄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有标为《园治》的一册本，内容错杂；国立国会图书馆还藏有一种三卷三册本，无华日堂封二，为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收藏；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标题为“玉池仙馆本园冶一名夺天工”的三卷三册本，有郑元勋序及阮大铖序；东洋文库藏有一种三卷三册，钤有“爱岳麓藏书”，据梁文考证该藏本原为江户私人文库“爱岳麓文库”藏书；关西大学藏有第二卷一册的《夺天工》；早稻田大学有名为《园冶栏杆抄图》的第二卷仅一册，只抄图式并无文字；东京静嘉堂文库、东京尊经阁文库等处也藏有类似抄本。

上述大多抄本与标明为华日堂的抄本存在文字缺损上的一致性。桥川时雄在解说中即比较了内阁文库所藏写本自识末页的文字缺损与《木经全书》的相似性，判其原因为刻板的磨损，梁文再详细比较了多个抄本的类似情形，笔者曾分析了几个抄本在“借景”一章末页的文字脱落情况。

综合而言，《园冶》在日本并未翻刻，而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后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大庭侑在对唐船持渡书的研究中涉及元禄十四年（1701年）《名园巧式夺天工》计一部三册、正德二年（1712年）《园冶》计一部四册以及享保二十年（1735年）《夺天工》计四部共三点记录，元禄十四年传入的极有可能即为华日堂版。

近代 “园冶”的登场

据佐藤昌的考证，日本文献中首次引用《园冶》的是喜多村信节（1783-1856年）作于1830年的《嬉游笑览》，其中介绍了《园冶》并翻译了“兴造论”“借景”等部分的内容。在笔者文献调查范围内，1889年历史学家横井时冬出版了日本最早之一的园林专著《园艺考》，其中有《园冶》的相关介绍；日本近代造园研究先驱小泽圭次郎（1842-1932年）应该也注意到《园冶》。其在1898年发表的《园苑源流考》（1890-1906年于《国华》杂志连载141回的超级长文）中比较中国与日本的借景，使用了“园治”一词，而在日本本来即有将“园冶”误写为“园治”的先例。而在小泽的另外一篇论文《公园论》中可以找到“虽系人作，宛自天开”这一直接源自《园冶》的引文。另外有森鸥外1896年的《园艺小考》等，亦提及《园冶》一书。

此外，小泽圭次郎1901年发表的《園苑源流考》中有 “建築園冶ノ材料”一语，此处“园冶”非造园专书之名，而为造园之意。这一用法值得注意，因为“园冶”并不是古汉语的常用语，现代日语中也不包含造园的意思。唯有《日本国語大辞典》一种辞书中对“园冶”作出两种解释：中国最古造园书名、造园及园林，并列举明治文学家坪内逍遥1885年的《小说神髓》及内田鲁庵1889年的《詩文の粉飾》为例，这两者都将“园冶”与“建筑”并列。

在广泛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园冶”一词作造园之意这一用法，恰恰只在明治大正期间屡次出现过。1884年《大日本美術新報》刊载关于造园法的《園冶の問》《園冶の答》两篇，是最早的例子；建筑家前田健次郎1893年发表《園冶の話》一文，标题中“园冶”即为造园，文中又列出了《园冶》书名；史家汤本文彦赞叹天龙寺庭园“本寺の園冶は所谓嵯峨流の蕴奥を究むと谓ふ。”画家兼造园家的本多锦吉郎在1905年《庭園の話》一文中明示园冶即造园，“此園冶即ち园芸の事。”小泽圭次郎在后来的《明治庭園記》中也感叹道“則園冶能事畢矣”。

据笔者所见，“园冶”一词的出现与使用当是与日本学界对《园冶》一书的关注息息相关，近代文献对《园冶》的介绍与引用几乎与将“园冶”作为园林或造园之意使用的情形同步并交织。而正是在明治期间，日本的美术学、造园学等近代学科与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并发展，《园冶》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得到近代学者的关注。

当代的《园冶》研究

横井时冬在上述《园艺考》中对《园冶》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后，相关的介绍翻译、论文专著逐渐出现。

村田治郎（1895-1985年）于1933年在《书香》第51号“新刊介绍”栏目内对《园冶》的作者、编纂年份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冈大路1943年出版了《中国庭园论》一书，全书围绕《洛阳名园记》《吴兴园林记》《园冶》《长物志》《笠翁偶集》等文献，贯穿成了针对中国园林史的论述。其中在对《园冶》的论述中，冈大路首先对每章的内容进行了简单叙述，此后对于除“兴造论”和“园说”以外的原文进行了日文翻译。稻次敏郎（1924-2009年）以住宅和庭院的关系为课题考察了日本、中国、韩国的古代民居及园林，1987年著有《中国园林的研究》一文，其中将《园冶》提炼为“因地制宜” “一宅庐二花木三水石” “隔与曲” “奇与势” “借景”五个关键概念。新近则有京都大学田中淡（1946-2012年）所著《园冶的世界：明末的造园论》一文，以及长崎综合科学大学李桓（1962- ）的翻译与解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更为重要的是三本专著。其一便是上文业已提及的桥川时雄（1894-1982年）所解说的《园冶》，于1970年由东京渡边书店发行，前部分为《木经全书》原书的影印，后部分为桥川时雄所撰写的解说。桥川时雄于大正七年（1918年）赴中国，任北京《顺天时报》翻译记者，其间与朱启钤相识，1929年朱启钤创立营造学社时受邀任参校工作。

另外上原敬二（1889-1981年）于1972年出版了《解说园冶》(加岛书店)一书，该书是其编写的《造园古书丛书（全十卷）》的第十册。除了《园冶》一书外，该系列丛书中还收录了《芥子园画谱》和日本造园经典著作如《筑山庭造传》等。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主要参照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版基础上的大连右文阁本，《解说园冶》也对照了桥川时雄的《园冶》，而陈植在出版《园冶注释》第二版时，曾参考了《解说园冶》的内容。

再有佐藤昌(1903-2003年)1986年的《园冶研究》主要以营造学社版的《园冶》为底本,同时参照陈植的《园冶注释》。《园冶研究》沿用了陈植《园冶注释》对营造学社版《园冶》做出的若干处修订，在翻译和解说方面也加以参考。

《园冶》的来来往往

《园冶》传入日本后于中国却湮没以至于难寻其迹，终究在日本还保存了内阁本这一弥足珍贵的序刊刻本，堪称《园冶》正宗。20世纪初，中国营造学社企图恢复，在喜咏轩翻刻本的基础上校合了内阁本；而喜咏轩及营造学社本《园冶》也都又传入日本，尤其营造学社本成为了桥川时雄、上原敬二、佐藤昌等人解说与研究的参照；陈植先生增订《园冶注释》第二版之际，也获得了内阁本的照片以及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得以对照；而佐藤昌的《园冶研究》则充分参考了《园冶注释》的注释与译文。

中日文化，一衣带水，书籍往来，长盛不衰，其间《园冶》亦是来来往往。此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影印内阁本《园冶》，是《园冶》的又一次往来，较之八十余年前营造学社的努力，真正是“得复此书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