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隋朝最终重新统一了中国，而隋朝统一的根基是由西魏北周奠定的。在西魏北周的国家治理中，有一个人物功不可没，这个人就是苏绰。南宋叶适曾经说过如此话语：“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气脉，全在苏绰一人。”

苏绰（498—546），字令绰，西魏京兆武功人（今陕西武功），汉族。出身世宦豪门，其父苏协官至武功郡守。苏绰少好学，精通算术。从兄苏让推荐于北周太祖宇文泰，拜为大行台左丞。宇文泰重用苏绰，制定计帐法、户籍法。大统十一年（545），授大行台度支尚书。草拟《六条诏书》，宇文泰立于座右，宇文泰下令百官习诵，并规定：“牧守令长，不通六条和计帐法者，不得居官。”又制定《大诰》，文字简练流畅，一改自晋以来的浮华文风。又据《周礼》改定官制，大统十二年（546年）未成而卒，宇文泰率百官送棺椁出城外，扶棺痛哭，悲叹：“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死后家无余财。著有《佛性论》、《七经论》。

苏绰

西魏建立之初，国弱民贫，势力比不上东魏，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任用汉族士人 苏绰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年），苏绰把汉族统治阶级的经验总结为六条，上奏后作为诏书颁行，时称“六条诏书”。

其一：先治心，再治身：治民之本，先在治心。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

他认为“治民之体，必先治其心，”先抚慰民心，应减赋税、减劳役、发展农业生产，民心顺则国家兴，民心背则国家亡。他对一国之君也提出要求；“为国之君，必心如水，明如镜，做到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明、节俭，”这样才能顺民心、得民意。

其二：敦教化：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

他说：“天地之性，惟人为贵，应以道德、孝悌、勤俭朴素、慈爱、十二顺、礼义教化人民，使之和睦，使之敬让，”百姓如此，就可垂拱而治天下。

其三：尽地利：故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

他说：“人生天地间，衣食为命，”古代圣君先使“民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所以能足其衣食，是土地生产出来的，这就显得地方官很重要。

其四：擢贤良：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一级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牧守有任命下级官吏的权利，君王选拨辅佐的良臣，牧守选拨地方治理人才）。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阐述历代选材的弊端）。

他认为；“上至皇帝，下至郡县，使用贤臣则治，失去贤臣则乱，这是用人之道，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应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性去选拔官员。

其五：恤狱讼：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

他认为：执法和管理监狱的官，应公正执法、不贪赃枉法、更不能营私舞弊，不能草菅人命，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处处把人民放在首位。

其六：均赋役：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租税之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

六条诏书

征劳役应平均，不能舍豪强而征贫弱、不能放纵奸巧而为难愚拙，征赋税时应斟酌贫富，差次分后，如果说这样做，则政和而民悦，反之则吏奸民怨。

苏绰把治国行政之要总结为六条，时称“六条诏书”，可谓其一生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要求各级官吏，先要背诵“六条诏书”，否则不能为官。六条诏书的起点是“治心”，其次是“教化”，层层推进，一直到管理国家社会的抓手“恤狱讼”和“均赋役”。可谓是起于心，践于行，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