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学同出一源，发轫于基辅罗斯988年定基督教为国教后的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自此直到17世纪初，俄罗斯外患内乱不断，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一些作品，多为融宗教、历史于一体之作。只有12世纪末佚名作者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史诗般雄浑生动的文笔叙述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及最后回国的经历，贯穿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内容和技巧上堪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媲美。

从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罗斯近两个半世纪之久，使罗斯的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这一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有《拔都灭亡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70年代），以及索封尼记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大败蒙古军事迹的《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等。

1480年伊凡三世彻底战胜蒙古侵略者之后，逐渐崛起一个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全国性的文学代替了分散的地区性文学，并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主要反映进步小贵族同反动领主之间的斗争，代表作为伊·彼列斯维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同库尔勃斯基公的通信。

17世纪

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俄罗斯文学渐渐丰富起来。司祭长阿瓦库姆的《行传》和宫廷诗人西密翁·波洛茨基的创作，显示了宗教文学的新发展。还出现了《戈列-兹洛恰斯基传奇》、《萨瓦·格鲁岑传奇》和《弗罗尔·斯科别耶夫传奇》，及《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等反映社会生活、具有民主倾向的世俗传奇故事作品。

17世纪下半叶，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都有所增加，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对新生活的朦胧憧憬与对旧传统的背叛，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讽刺社会弊端，如《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棘鲈的故事》。拥护尼康改革的宫廷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新的体裁──音节体诗和诗剧。

18世纪

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罗蒙诺索夫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

18世纪末叶，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勃兴，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见弃自杀。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伟大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

19世纪

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感伤主义迅速为浪漫主义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等的诗歌脱胎于卡拉姆津，追求内心自由和谐，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雷列耶夫和马尔林斯基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和小说更多继承拉季舍夫的传统，洋溢着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

从这时起先后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因此被尊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稍后的莱蒙托夫首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果戈理也起步于浪漫主义并始终保持着浪漫气质，但前者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后者的剧作和小说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之作；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和幽默讽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巩固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主要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分析评论，为现实主义（当时叫自然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从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里俄罗斯文学的主潮。此后涌现的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说、诗歌、戏剧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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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

俄罗斯文学中，较著名的还有托尔斯泰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费特和德鲁日宁的唯美派诗歌和小说等，但其成就和影响都远不能与现实主义相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折。与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等客观现实情况相适应，俄罗斯文学形成多个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库普林和蒲宁等人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同时流露出较多的感伤情调。柯罗连科、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等人的创作试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反映新的现实；其中后者的小说《母亲》和剧作《仇敌》因为较好地做到了这种结合，开了后来被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

十九世纪30年代

散文，特别是小说，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文学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他的小说《驿站长》(1830)写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从此文学界描绘“小人物”蔚为风气。他最后一部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取材于普加乔夫暴动，作者继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写的文论肯定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批驳了嚣张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现实主义方法和纯净优美的语言，为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十九世纪30年代

莱蒙托夫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诗人之死》,1837;《咏怀》，1838；《童僧》，1839；《恶魔》。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有时使莱蒙托夫的诗作带上一种孤独感和悲观色彩。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毕巧林才华出众，但对个人事业和生活完全陷于绝望，是“多余的人”奥涅金在30年代的变种。书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对后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

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

十九世纪40年代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到格里戈罗维奇（《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

十九世纪50年代

尤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大败以后，反封建的主题在文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屠格涅夫的 《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实际上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阕挽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更无情地道出了“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和地主阶级的没落。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1858)和苏霍沃—柯贝林的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5），描写贵族的堕落和官场的黑幕。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预示着宗法制必将崩溃。杜勃罗留波夫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礼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誉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针对德鲁日宁、费特、阿·迈科夫等人宣扬的“纯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一边，在50至60年代创作了大量诉说人民苦难的杰出诗歌（《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1860；《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间蕴藏的力量。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谢德林主办了另一进步刊物，即改组后的《祖国纪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群魔》中虽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却把革命民主派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家而加以恶毒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秀小说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抗议。《死屋手记》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发掘最深的基本主题则是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通过细腻的、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市民、小官吏、穷学生等的悲惨处境和绝望的挣扎，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作者又直接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把受苦受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

托尔斯泰

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歌颂俄国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中的勇敢和爱国主义，谴责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并继续发挥《哥萨克》的主题思想，肯定进步贵族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正确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书中宏伟的历史场面与个人的复杂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托尔斯泰深厚的艺术功力。赫尔岑的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同样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但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记述了他和他的战友对专制农奴制的搏斗和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求索。

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

契诃夫的创作达到新的深度，写了人民的痛苦 (《哀伤》，1885;《苦恼》和《万卡》，1886)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没意思的故事》，1889）。为了及时报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民粹派作家和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大多采用特写或中短篇小说的体裁。小型散文作品的发达，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色。

十九世纪90年代

从90年代中期起，更兴起强大的工人运动。新的形势鼓舞了作家的情绪。柯罗连科写出《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新娘》，1903；剧本《樱桃园》）。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对“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宁），同时又宣传“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他的历史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借古讽今，抨击了沙皇暴政。

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魏列萨耶夫、库普林、布宁、安德列耶夫、绥拉菲莫维奇。20世纪初，他们团结在高尔基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周围，积极展开创作活动，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一起，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诗歌中猖獗一时的颓废派，其中有象征派的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和未来派的布尔柳克等人。

高尔基与斯大林

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地踏上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高尔基的有关著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发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用浪漫主义的彩笔勾勒了一些热爱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书的戏剧《敌人》和小说《母亲》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业已诞生。以后高尔基又创作了《童年》、《在人间》等。

现代文学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直到80年代末，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制度，因此其文学又通称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因为俄国是当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个阶段俄罗斯文学又是整个苏联文学的一部分。

苏维埃俄国初期，除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作家及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文坛新秀外，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爱伦堡、费定和列昂诺夫等原起步于各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很快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诗歌、小说、戏剧，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