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有句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后来这句话发展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成为了格言，之后便有无数自我标榜为仁君的统治者沿用并将之引申，如唐太宗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后世史学家也歌颂此道，如贾谊《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等等，时至今日，依然在教科书中被奉为经典。

就连东亚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外的史学家都受此思想影响，如日本某史论著述中对比曹氏与司马氏，就说：“曹操祖孙三代对外征战不休，对内严刑峻法，所以不得民心；司马懿父子对外平息战乱，对内节用爱民，所以深得民心，由于民心所向，当魏国的皇帝被司马昭干掉，并未引起四方叛乱。”而问题在于，所谓民心，民指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发言权呢？在当时，影响朝政的最大势力，是世家大族。

而那些在虚假盛世中丧尽民心却得到统治阶级拥护的政权，依然江山永固，只要统治阶级权力够大，能力够强，连“民心”都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但孟子之所以提出“得民心”的概念，也是有他的依据的。就是西周后期的“国人暴动”。这是一场发生在西周首都镐京的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不得民心的周厉王被平民驱逐便是儒家的明证。但西周社会的“平民”可不是一般的平民，他们是有“公民权”的平民。

可见，只有“被赋予了权力的平民”的才存在所谓的“民心”。现代国家人民的权力来自法律保障，而之所以人民的权力能得到法律保障，还是基于人民群体自身自下而上形成的力量。最初，是各大统治阶级之间的竞争，给了平民以形成自身力量的土壤，如中国的春秋战国，和欧洲近代，都是列国纷争的局面，才让人民有了权力。因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得民心，有觉悟的人民就会跑到其他国家去，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得民心的国家会吸纳更多的人才，对不得民心的国家造成压力，甚至消灭其国家的统治阶级。

且统治阶级若欺压本国人民，引发起义反抗，其他国家也会去乘势去侵略他。在这种局势下，各国的统治阶级都会善待其人民，两者之间是相对平等，激发出了人民无穷的智慧，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于是春秋战国、欧洲近代也都是人类思想的丰碑。可到了一家独大的大一统国家，这两点都行不通了；尤其是统治阶级团结一气，并发明了愚民思想，人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而到这时，时势怎么变动，都与民心无关了，连饥民的起义，也会被统治阶级利用，沦为惨剧。

如今，中国虽然仍是大一统国家，可全球化使中国面对的是大国林立的竞争环境，人民群众也冲破了愚民思想的牢笼，也掌握了一些新的思想武器。可全球资产阶级却大有团结一气的趋势，他们能扭曲一国政府的政策，能进行跨国掠夺，能影响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若让全球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成为一统地球的统治阶级，人民恐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