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在李鸿章的邀请下来华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任天津《时报》主笔。

之后，李提摩太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

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

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

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

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李提摩太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

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

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

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

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

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

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

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

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

《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

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

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

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教育李提摩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