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手段,将西凉、关中诸将收拢在一起的曹操(又称曹阿瞒),终于一扫赤壁大战后逃回邺城的低落,让世人再次看到那个战无不胜的曹阿瞒又附体了。
此时,依靠着华丽的铜雀台围栏的曹操回想南征荆刘、孙周时,不禁感慨万千:想当初,曹某(魏武)挥鞭,雄狮百万,一路上旌旗展帜,大有执鞭断流,吞噬长江之势。而如果当时能看透孙权、周瑜等人桀骜不拘的秉性,对诈降的黄盖有所提防,或许江东那群蚍蜉蝼蚁连苟延残喘都是奢求,或许,经过那一战,全国早已一统,“改旗易帜”,将汉室化为曹姓的梦想,早已完成。
而今,除了东北几处边陲,还有几只“蚂蚁”闹事外,驰骋千里,昔日白骨遍地的惨象早已被寥寥炊烟、鸡鸣燕雀之声所覆盖,举目所及,中原沃野连片,已然焕发生机,可以说,自己脚下的地盘更加稳固,帐下谋臣将佐更加尊崇自己了。
虽然偶然会想起长江彼岸那把黄盖伞下的小孙仍然活得滋润,虽然,曾经对自己又跪又拜、阿谀奉承的刘大又在荆州益州抢了很大一块地盘,但仔细盘算一下,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跳梁小丑、蚍蜉虾米,岂能和自己同台争辉?
也罢,虽然自己白须滋生,但安安静静地做个代汉易姓的当代“周文王”,还是有条件的,索性把基业打牢了,至于再度横朔长江,饮马江南,将这千古功名留给后世子孙也不错。
这么看来,曹操还是成功人士一枚,但是他的幽默有些高冷,常常自黑为宦竖遗丑。实际上,背地里,在那些公卿世家眼中,曹阿瞒虽颇有几分心机帝的资质,也确实是一枚宦竖遗丑。
当然,在润之毛公看来,从乱世脱颖而出的曹操,绝对有着不逊于古往今来其他开国帝王的胸襟、气魄和才干,能在汉家四百年的深厚历史积淀中打出了一片天地,说是开历史先河头一遭,也不为过。
只是,曹操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梗:与诗书权势双重加持的颍川荀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相比,他出生在一个依附宦官的家庭,天然就被士大夫阶层在脸上划上一道白蜡,属于特定的“一小撮”社会人群。自感比起那些含着金“汤匙”来到世界的权贵后代们差了好几辈。所以,青年曹操很注重融入高端社会圈子,总希望别人能用正常眼光来认可自己的努力、付出,进而完成自己身份的“正常化”。
每当看到袁绍袁术兄弟们依仗“四世三公”家世到处炫耀时,同为公卿子弟的曹操不由得自惭形秽,这种身份落差,也逐渐成为一种向上冲破阶层阻隔的无穷动力。
然而,置身太平盛世,所谓高官厚爵,也只不过是继续维系原来权势机制的遮羞布,对于像他这种依靠宦官升迁的人来说,官做得越高,就会更加刺激人们对他家庭背景的指桑骂槐,又怎么可能成为他击碎身份差别的坚强助力?或许,就他而言,恐怕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在老子曹嵩铺垫好的宦海沉浮中延续一条攀附宦官、冠盖公卿的老路。那他的奋斗,又有何意义?
在早期的曹操生活中,身在朝局之外的他隐隐发现社会格局与自己的定位不完全一致。
失之东隅、静待桑榆!
在别人眼里龌龊不堪的曹氏家族,却成了曹操有力庇护者和坚实的资源源泉,让他一个小小少年郎可以在充分享受这种便利的情况,身心无忧地思考着改变命运的出路。
侥幸的是,机会竟然来临了。
在东汉权力洗牌中,在经历了昏庸的恒帝之后,又来一个更荒诞的灵帝,凭着自己的喜好,几近偏执地将国家强制裹挟到了一条不归道路上。在很多旁观者心中,灵帝统治下的东汉,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亦不为过,至于民怨四起以及边境纷争也被董卓这种别有用心的将领撩拨成中小规模的局部冲突,也只是某种集中展现而已。
或许,东汉刘家天下的维系力量要崩塌了。
不得不说,像他这种条件还算不错的自卑者要狠下决心改变命运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机缘巧合的。这不,在他父亲曹嵩的攻势下,曹操获得了第一个官方身份:孝廉,相当于经过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任职录取通知书。然后,再经过家族的一番运作,曹操成为管理首都洛阳北部区域的副县级官员洛阳北都尉,分管公共安全、民事刑律,既接受中央专职部委领导,同时还向洛阳市长汇报工作。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能力,抹除自卑烙印,曹操搞出了一套治安整治措施,连灵帝身边红人蹇硕的亲戚都给弄死了。
这一下,曹操出名了。不但蹇硕“记住”了他,而且,许多士大夫也另眼相看:原来曹操还是有能力和魄力的。
曹操渴望得到士大夫们认可的努力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不过,好景不长,蹇硕最终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在与他爹曹嵩博弈一番后,东汉中央决定通过组织摸底、考核,在晋升半级的基础上,将他调往距离洛阳很远的顿丘去主持该县全面工作,相对繁华的首都而言,无疑就是一场“上山下乡”的自我改造过程。
首都洛阳的花花世界虽然在家族的“关照”下能够让自己的仕途从容淡定了许多,但远涉异乡为官的曹操也第一次摆脱了父亲的光环,他可以独立地处理大量面临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当灵帝的各种荒唐政策被层层加码摊派到治下顿丘县时,面对地方大族肆意豪取、因天灾而流民四散和某些民间组织乘机做大作乱等各种突发性难题时,曹操早期的各种深度思考和在洛阳的初步从政经验既让他内心多了一些沉稳,也让他省去了大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遥远的异乡为官之旅对他极具自我革命、升华的成长意义,以致于后来,当他在面对曾经需要仰视的袁绍袁术兄弟时,已然多了几分平和。而后来在与刘备品茗谈论豪杰的高端对话及在曹操的创作的《嵩里行》、《短歌行》,甚至是《观沧海》中,都能依稀窥测其在首次到边远地方做官后,那份由追求改变身份的浮躁到沉下心来体察、积累洞察社会能力提升自己的因子。
有了这样的变化,曹操漂浮半空的人生坐标逐渐落地生根发芽,融合了更多的能力要素,在此时的他看来,人生除了能力之外的东西,都为零。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逐渐挤占头部位置的能力、阅历的强悍与深入骨髓的家庭扭曲认知的矛盾,给曹操造成的影响莫过于悲情因素从此成为他的生活主旋律,完全超越了那种权贵子弟特有的纨绔风气。
从某种程度上看,从小就有一个正部级大鸿胪(后来还靠行贿灵帝晋升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国级太尉)老爹的他,自然不需要像许多在战争蹂躏下的老百姓那样把吃饱饭、穿暖衣当成一种追求,也不屑于将家有三亩良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产小资日子当成一种目标,至于某些在京城郡县连片求田问舍、大量输送利益光宗耀祖的暴发户生活也不配与自己的“高洁”的理想相提并论,隐隐只有执掌天下权、轻卧美人膝,与天下英雄豪杰交流创业文化才是触及他曹阿瞒灵魂深处的真实需求,巧合的是,这条路径居然暗合了马斯洛的需求进阶规律。
可是,这些巧合能判定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内在的自卑吗?在那个社会动荡、强存弱亡的丛林时代,上位者不仅巧取豪夺,新兴势力更有一些自恃孔武有力,明火执仗地掠夺资源,如果仅仅只有自卑,只怕要隐居都是一种奢求。
作者:詹永祥,鱼羊秘史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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