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率领的广西第七军加入北伐军行列，第七军是北伐军中最精锐的主力之一，被誉为“钢七军”，这支广西部队一直打到山海关，为北伐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而广西兵天生悍勇的战斗力却似乎从来不曾变化，红军时期的彭德怀元帅有这样的评价：“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来自广西的桂军，曾让红军遭遇重大损失。不过红军中的广西战士也不在少数，红一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占了近20%，红三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则占了30%，三军团的红五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大多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广西人。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中，有16位是广西人，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中，有17位是广西人！到了抗战时期，广西兵更是成为日寇难缠的对手！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个势力摈弃前嫌，一致抗日，来自广西的桂军是中国军队中表现最为出色的部队之一，除了广西人天生的悍勇以外，近代以来广西的各项基本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日本人对桂军的评价是：“战斗力可以和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相比的杂牌军”，“中国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国内历史学家的评价则是“杂牌军中的王牌”。

论性质，桂军的确是“杂牌”，但打起仗来可真不是杂牌水平。在广西狼兵痛击倭寇的三百多年以后，广西子弟再度踏上祖先的征程，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战斗，全国和广西各战场，到处都有广西子弟兵浴血沙场。广西档案馆资料显示，广西在八年抗战期间“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征调的兵员中，死伤人员已经无法统计了”。抗战时期的广西还有一支独特的“中华民国革命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全部由广西境内各中学和高校的学生组成，约有两万人的规模。在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外，还直接参加了大小战斗70余次，包括惨烈的昆仑关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

抗战期间，广西籍将领广泛分布在国共双方的军队中，国军中的广西将领有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黄绍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廖磊（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十战区司令长官）等，八路军中的广西籍将领则有李天佑、韦杰、冼恒汉等人；新四军中则有周子昆、韦国清、覃健等人。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行了两个月后，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德械师几乎全部打光，在这紧要关头，决定调桂军加入淞沪战场。桂系悍将廖磊率领桂系第48军和第7军经过七天的日夜行军，于10月15号赶到上海，然后立即投入战斗。在没有空中支援，缺少炮火的情况下，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展开对攻，付出了巨大牺牲，基本上打光了六个师，十名旅长中有九名战死。

广西人在抗战中最为响亮的一仗，当属台儿庄战役。此次战役的指挥者正是桂系的代表人物，广西桂林人李宗仁，他以广西人特有的包容性，反对蒋介石搞“中央系”和“杂牌军”的做法，虽然他统辖的军队除桂军外，还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这些派系过去互有积怨。李宗仁在民族大义面前一视同仁，抚恤战斗勇敢的“杂牌军”，斥责延误战机的中央军，使各路人马军心稳定，心怀感激，出现了庞炳勋、张自忠的临沂大捷，王铭章血战滕县的壮烈场面，最终痛歼日军达万人以上，创造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武汉失守后，于1939年5月1940年5月和11月三次发动攻势，扫荡随县、枣阳地区。李宗仁率战区主力抗击日军。桂系“第84军担任随、枣一线的正面防御”，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的飞机大炮，军长莫树德“严令全军，非有命令，即使到最后一人，也不能擅自撤离阵地”，官兵与敌“多次肉搏，虽伤亡很大，也不后退一步”，战况极为悲壮，担任掩护的173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城殉国”

在昆仑关战役中，国军主力虽是杜聿明的第五军，但桂系的第16集团军也参加了会战，并在“九塘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歼敌约五千人，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1940年1月，桂军与日军在桂南展开激战。桂系16集团军与64军对桂南日军展开反攻，并于10月中旬收复龙洲，30日收复南宁，终于将日军逐出了桂南。

1944年1月，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连克郑州、洛阳、长沙、衡阳等军事要地，10月又发动了对桂林的攻击。桂林守军不到两万，而日军却有十万之众，在绝对兵力劣势之下，守土有责的桂军进行了殊死抵抗。日军使用了大量的毒气、窒息性煤气和火焰喷射器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经过十天的激战才占领了桂林，据战后统计守城的战斗和非战斗人员共15000人，其中军参谋长吕旃蒙、中将陈济桓，少将阚维雍以身殉国。

守城主将，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追赠中将），见城破在即，留下了“千万头颅共一心，岂忍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作降将军！”的绝命诗，在铁封山师部举枪自尽，壮烈殉国，时年44岁。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身负重伤，后自杀，时年51岁。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率部打开突围通道，与敌反复肉搏，战死，时年40岁。11月8日，七星山普陀峰失守，部分守军及伤员800多人撤入七星岩中继续抵抗，日军无法攻入洞内，便向洞内施放毒气，继以火攻，守军官兵除少数人由后洞突围脱身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桂林保卫战中，国军伤亡约9000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日军在战报中称：“在桂林遭到了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皇军阵亡9名联队长、31名大队长，近100名中队长和小队长，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但即使这样，桂系军队仍然是国民党军中战斗力首屈一指的部队，粟裕等相当多的解放军将领曾有过共同的认识：“要分清国民党军中那些是精锐部队，一要看装备，美式装备的肯定是精锐部队；二要看口音，广西口音的部队一定也是精锐部队。如果是既有美式装备又有广西口音，那绝对是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在跃进大别山时期，刘伯承元帅曾经制订的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抗战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