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父爱是水”。父亲是需要用最漫长的时间去理解的人物。

原文 ：《与张颔先生一席谈》

作者 |山西社科院 智效民

大约是1999年，我在太原市南文化宫旧货市场买到一张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青年导报》，报头下面有一行小字，标明发行人是我的父亲智力展。

关于这份报纸，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耳闻。当时由于成年人对早年的事情讳莫如深，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它好像是父亲历史上不大光彩的一页。我甚至听说父亲曾经以“青年导师”自居，引导青年为阎锡山效力。对于这一切，尽管我半信半疑，但还是怕揭开伤疤似的不敢向任何人打听，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很大关系。

“文革”初期，我因为下乡插队在家赋闲。没有多久，造反派组织纷纷来找父亲问话。原来，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父亲参与过发生在山西的许多重大事件。过去他在自传中谈到这段历史，因为是立足于思想改造，很少有具体细节。如今造反派非要他说，他便如数家珍，和盘托出，因此被冠以“山西活字典”的称号。当时父亲不但要接待络绎不绝的外调人员，还必须为他们提供书面材料。没有多久，父亲发现外调人员需要的材料大同小异，就让我用复写纸抄上几份、十几份。在我抄写的材料中，自然也涉及到《青年导报》的相关情况。

张颔先生

当时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为进一步了解这份报纸的情况，我拜访了著名学者张颔先生。张先生是古文字学家。曾任山西省参议会秘书（山西省参议会的议长是我的父亲）、北平华北文法学院文书主任。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能是重新登记）。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副处长，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古文字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对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较深。著有《侯马盟书》等。

张先生告诉我，抗战胜利以后，他就在我父亲领导的机关——“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工作。同志会是阎锡山在抗日战争时成立的带有政党性的组织，当年国民党在山西影响很小，因此同志会就具有“执政党”的作用。我很早就听说，张颔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聪明能干，颇受父亲器重。听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张颔经常抱着我玩耍。后来父亲担任省参议会议长，也把他调了过去。遗憾的是到了50年代以后，大家就不大来往了。

话说回来，那天我进入张府以后，刚把《青年导报》拿出，张先生就十分激动。他告诉我，他就是这份报纸的总编辑，那“青年导报”几个字还是他写的呢。随后他又表情痛苦地说：“那时候太幼稚了，说起来真汗流浃背，汗流浃背！”我不解其意，又不好多问，只能一边听他讲，一边揣摩其意。

张先生似乎看出我的疑惑，便继续说：“这是一份很特殊的报纸。从表面上看，它是阎锡山政权的官方报纸，但是为了体现民间立场，反映民众心声，我们在筹划这件事的时候，就决定要大量使用群众来信来稿。如此一来就可以不用国家通用语言了，这其实是它的最大特色。为了体现这个特色，我们一方面组织了大批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为报纸供稿，另一方面还以报纸是三日刊为借口，采用综述的方式报道国内外大事，为的是尽量不用官方通讯社的消息，把真相透露出去。”

当我问及他与我父亲是怎样认识时，张先生说是杜任之介绍的。他告诉我：“杜是双料共产党员，早年在德国留学时，他就加入共产国际情报处，抗日战争中又在二战区加入中共，并在阎锡山手下担任重要职务，是阎锡山的‘十三高干’之一。”他还说：“从组织上来讲，我与杜任之是单线联系。在创办《青年导报》的时候，杜交给我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搞一些民主文化活动。至于具体工作，他从来都不过问。”

交谈中我还得知，参与《青年导报》的还有赵宗复先生。赵的父亲是阎锡山的莫逆之交、曾经担任过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他本人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来凭借他父亲与阎锡山的关系，回到山西从事地下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进山中学校长，不仅介绍学生当通讯员，还与我父亲轮流为报纸写社评等重要文章。另外还有几个人也和这份报纸有关，其中包括余振和卫兴华等人。余振是全国第一流的俄文专家，曾先后担任北大、清华的俄语系副主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卫兴华当年是《青年导报》的特约通讯员，为了简便起见，在报上署名为“特一号”。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文革”中，这个“特一号”却成为第一号特务的铁证。

谈话即将结束时，张先生有点激动地说：“其实，杜任之和赵宗复为了革命都住过监狱，几乎掉了脑袋，我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注意到，在张先生的相关材料中，很少谈到这段经历，就连韩石山先生写的《张颔传》也是一笔带过。往事已矣，张颔先生后来专心治学，成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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