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抗击日军的“八百壮士”，幸存者的结局如何？

老张在路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

10月26日，淞沪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宝山大场防线失守，国民党军队决定全线西撤，命令88师留下一个团进行掩护。

这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上海静安区中南部、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的仓库建筑。正门门牌号为光复路1号，它是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这座仓库创建于1931年，为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它原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联合仓库，即紧靠西藏北路的大陆银行仓库与紧靠现晋元路的北四行仓库两部分组成的，但一般均统称为“四行仓库[”。

当时的四行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

四行仓库墙厚楼高、易守难攻。到27日凌晨3点，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共计420人（另有说390多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仍用团的番号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四行仓库守军与日军血战4昼夜，歼敌200余名，自己仅伤亡20余人，胜利完成任务。

“八百壮士”孤军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震撼了全国人心，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和尊敬。上海各界群众箪食壶浆，热情慰劳抗日勇士。信件、食品、药物源源不断地送入四行仓库。

上海的进步作家，纷纷提笔讴歌勇士们的英雄壮举，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创作舞台剧《八百壮士》公演，八百壮士与上海人民隔河合唱《八百壮士之歌》。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也指出：“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孤军抗战，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不安，他们害怕战事的继续会危及租界安全，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孤军撤退。中国当局考虑到预定任务已经完成，乃于31日命令孤军撤退。

经再三电令，“八百壮士”才挥泪执行命令，退入租界。谢晋元自己最后一个离开仓库阵地，撤退路上，杨瑞符营长身负重伤，住院治疗。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租界当局摄于日方压力，不敢释放孤军归队，同时也拒绝了日方关于引渡孤军的无理要求。这样，八百壮士被羁留在孤军营。孤军营占地数十亩，地面坑坑洼洼，垃圾满地，住房十分简陋，营地四周铁丝网高架，由白俄士兵把守，壮士们只能在铁丝网内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俘虏营。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副团长、团长等职。著名抗日英雄。

“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后，日伪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藏着手榴弹、短枪等武器，闯至孤军营图谋暗害谢晋元，但未得逞。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日军包围了租界，孤军营成为孤岛中的孤岛。

随着上海形势的变化，日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对谢晋元等威逼利诱，企图使其变节，但谢晋元毫不动摇。敌人见利诱不成，便准备下毒手。

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诱降，谢晋元严词斥道：“尔等行为，良心丧尽，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卫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如之言来污我，你速去，休胡言。”

日伪见各种奸计不逞，便策划了卑鄙的阴谋。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按例率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4人迟到，谢晋元即询问其原因。谁知他们早已被汪伪收买当了汉奸，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胸部及左太阳穴。谢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仅37岁。全营官兵均痛哭不止。团副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亦被刺成重伤。4个民族败类当场被擒，移交租界当局羁押。

上海各界人士闻讯，深为震悼，前往吊唁者达30万人，途为之塞。5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闯入孤军营，拘禁了全体孤军，并将他们送往吴淞口看管，“八百壮士”4年的孤军营生活至此结束。

此后，日军对孤军进行了百般残害，强迫孤军挖壕沟，做苦工，后来又将他们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即使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八百壮士”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敌人展开斗争。

1939年，九死一生、身负重伤的营长杨瑞符，携带妻儿及抗日负伤的内弟，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不久又到重庆合川，居住在合川城南铜梁洞道观养伤。

1940年春，杨瑞符的枪伤化脓，卧床不起，随后被夫人紧急送到重庆主城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重庆，终年37岁。

“八百壮士”此后的结局，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与老兵们的回忆录，他们的命运归结为如下几类：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孝陵卫做工，万连卿等8人成功逃脱，在得到新四军的帮助后回到安全区。万连卿等日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滇缅。

1942年底，100多名孤军战士被派往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29人成功逃脱，回到重庆的陈日升等人，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建制遭到拒绝，于是20多人解甲归田回到家乡。

1943年初，在南京孝陵卫的28名壮士胜利出逃，部分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在无锡就医时成功脱逃，随后担任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

1946年3月，36名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孤军战士，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海外苦役后，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在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下，孤军们在当时的大达码头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