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雷教授近照

或许是有感于西方诠释学的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经学的丰富资源，汤一介先生生前一直努力倡导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体系。在西学强势话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存有这种情怀和热忱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巧合与否，杨效雷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无疑是对汤先生建构中国经典诠释学志愿的回应。在传统中国，《周易》为群经之首，作为显学，具有崇高的地位，作为玄学，又因其艰深，而被视为畏途。意欲建构中国经典诠释学，从易学切入，无疑是睿智与风险兼具的尝试。纵观全书，其研究有四大特点足以称道。

杨效雷著：《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一、提纲挈领，重点突出

该书将中国古代易学诠释分为两汉、魏晋至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期，择取易学史上有代表性的15位重要人物，对其诠释成果进行具体而微的条分缕析，可谓详矣。在其论述过程中，无论是人物的选取，还是主体易学诠释思想的阐发，都做到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在中国古代经学体系中，注疏《周易》之作可谓汗牛充栋，论其人物，何止百千。职是之故，主体研究对象之简择，是考验作者识见的三昧真火。

在此之前，相关易学著作如朱伯崑先生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对易学史上的人物及其思想都曾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因之，选取哪些易学人物至关重要。既要抓住代表性的人物，还要避免论述雷同，体现著作的价值。对此，杨效雷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运用于专著之创作。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借鉴‘视域’‘先行结构’等诠释学理论，详人所略，钩玄提要地系统梳理了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王弼、程颐、朱熹、吴澄、来知德、王夫之、李塨、焦循，以及高邮王氏父子《周易》诠释的突出成就，于微观考据和宏观论述都时出新意，可作为易学经典名著的导读之作。”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为两汉易学的代表性人物，在象数易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些汉代象数易学大家，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张其成《象数易学》、高怀民《两汉易学史》与徐芹庭《易经源流》等均有论述，但是，本着“详人所略”的撰述原则，杨效雷先生所做的工作并非陈陈相因，而是别出心裁，力求有所发明。虞翻是两汉以来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杨先生有见于此，对虞翻的《周易》诠释用力甚勤，特别是对虞氏八卦逸象的探究。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易汉学》为底本，以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镇洋毕氏经训堂刻本进行校勘，对库本错误予以订正。在此基础上，杨先生从卦爻象、卦爻辞与卦爻意三者关系的角度，对虞氏逸象八卦取象无限扩大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虞氏易学的弊端正在于热衷于探究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忽视对卦爻意的探讨，得其形式而遗弃内容，有买椟还珠之嫌。结合张惠言对虞氏逸象的研究成果，杨先生指出，张氏的研究有两大缺失：一是“误以非虞氏逸象者为虞氏逸象”，二是存在“当补且能补而未补”的情况。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准确而细致地认识虞氏逸象具有重要价值。

总之，与以往易著相比，杨著紧紧围绕关键性人物的主要思想进行阐释，提纲挈领，重点突出，符合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学观。其对易学史上主要人物易学思想的梳理，可作为判定其他人物易学成就的标准参照。

二、具体深入，后出转精

相较于此前的多部易学史类著作，杨著后出。前人的已有相关成果，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也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仅仅抓住重点是不够的，还要发掘新的兴奋点，注重对薄弱领域的研究，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中，对吴澄和焦循易学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在对易学人物的选取上，此前易学史类著作对元代易学未予以应有之重视。针对这种情况，杨著特别选取元代吴澄为研究对象，对其《周易》诠释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元代虽然历世不久，但“元代是象数易学进入成熟稳定阶段的重要时期”，吴澄作为元代中期最有声望的学者之一，其象数易学在义理易学独领风骚的时代背景下独树一帜，在《周易》诠释史上影响深远，足为一代易学之代表。因此，探讨易学诠释史，很有必要把吴澄提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杨著才会将吴澄的《周易》诠释内容一分为三，从卦统说、卦主说和卦变说三个方面条分缕析，对其易学思想体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尤其值得称道者，为杨先生经过分析所列之六十四卦卦统表、六十四卦卦主表与卦变表，可谓详且尽矣。同时，经过爬梳，作者认为吴澄的“卦统说”富有规律性与系统性，“反映了尚阳、尚礼、阴阳交易等思想，可以比较理想地解释《周易》古经卦序和上、下分篇之由的象数依据”，并以之为吴澄对《周易》诠释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了其在易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样，作者在论述卦主说、卦变说的部分，也对吴澄的《周易》诠释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其中值得商榷之处，并予以讨论，具体而微，足为吴澄易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第二，关于焦循易学，朱伯崑、张其成、廖名春等先生都有所讨论。作者在明晰过往易著的基础上，按照“详人所略”的原则，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对焦氏易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具体研究。首先，作者从焦氏易著本身出发，对焦氏独具特色的三大核心理论——旁通、相错、时行，加以考述。在旁通部分，杨先生基于对焦氏易学的深入研究，指出焦氏“旁通”不同于虞翻等人“旁通”。书中，杨先生对焦氏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做了穷尽式的搜罗与梳理，充分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周易》研究的传统格局中分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焦循因其独特的易学构架，被归于象数一派。杨先生则独具慧眼地指出：“焦循探究象数的目的，在于阐发义理。”“焦循提出的易学构架绝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杨著所论，提示我们，象数易学不止于象数，乾嘉学者不止于故纸堆，还有超越书斋的崇高理想。其论述虽然并不占多少篇幅，但要言不烦，有助于更新我们的固有认知，更加科学全面地理解象数与义理乃至于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打破楚河汉界的壁垒，融通彼此，牵线搭桥。

总之，在广泛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杨效雷先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比较异同，查漏补缺，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较之以往易学史类著作的宏大叙事，更为切实精到。

三、立足前沿，广征博引

据马王堆帛书《要》篇记载，孔子在论损益之道时，认为《易》涵括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以及君道，充分彰显出其“与天地准”的特点。缘此之故，历代《周易》诠释所涉甚广，佛道医史无所不入。正如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所总结的那样，“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至繁”。因此，今人回头审视中国古代易学诠释史，必须立足前沿，同时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结构和清晰的思路，才能尽可能地将其说全面、讲清楚。细绎杨著，该书恰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杨效雷先生以“易学考古”名家，在易学、考古学、小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同时旁及史学、哲学与佛学等。这在其著作中均有所反映，由此可见其学术视野之开阔。第一，杨著把握学术研究动态，注重最新考古成果的应用，借以对相关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如引述清华简《筮法》所载天干、地支与八卦的对应关系，借以提示京房纳甲说的渊源有自。再如论述京房飞伏说时，杨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指出：“飞伏说当可进一步溯源于殷墟易卦卜甲。”又如在论述虞翻以“月体纳甲说”注《易》时，亦述及清华简《筮法》存在应用月体纳甲之现象。此外，在论述来知德易学诠释的弊病时，参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周易》，评价郑玄“爻辰说”时，谈及贾湖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种种，皆可见杨著对学术前沿之关注。

第二，该书以诠释学为视角，对中国古代易学进行考察，需要对诠释学有相当的了解，不然难以下手。杨先生在该书的《前言》部分引入“视域”“先行结构”等诠释学概念，用以说明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周易》诠释特色，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创作过程当中。如在论述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时，即通过对汉魏之际“士人喜谈玄理，钟爱老庄”之时代风尚的把握，认为当时“玄谈”的时代核心话题规定了“王弼以老庄思想诠释《周易》的‘先行结构’”，因而决定了其易学特色。再如，作者在论程颐通过诠释《周易》阐发其重民、保民思想时，广泛举例，认为其中不尽为《周易》所固有，有些实是基于其“先行结构”的引申发挥。除此之外，涉及哲学之处，俯拾皆是。如在谈及虞氏逸象时所论及的联系的普遍性与绝对化问题、象辞意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论王夫之《周易》诠释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动静对立统一的远动观、常变对立统一的变化观，论李塨《周易》诠释中所体现出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变化发展的历史观，等等，无一不体现着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至于佛学，也时有体现。如在论李塨变化发展的历史观时，杨先生即以佛教三法印之“诸行无常”释“变易”、“涅槃寂静”释“不易”。如此等等，虽在细微，却足见杨著涵涉广博的特点。

总之，杨效雷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易学时，以诠释学为视角，以历代重要易学家的代表性成果及其观点为中心，立足学术前沿，旁征博引，涉及考古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充分反映了其眼光之敏锐与研究视野之开阔。

四、逻辑清晰，科学规范

除却上述三大特点显而易见之外，仔细研读杨著，还可以发现贯穿于三者与全书之中的更深层次的内在品质，即清晰的逻辑线索与科学的治学精神。

第一，复杂的问题，杨著总能娓娓道来，化繁为简。这得益于其在谋篇布局中体现出来的清晰的行文逻辑。其中，最可称道者，莫过于其一再强调的“三个判断”的思路：事实判断、原因判断与价值判断。或者，换种说法，名之曰“三种认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与评价性认识。审视杨著，这一思路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兹择其显明易见者，胪列于左，以窥其一斑。如，杨先生在论及来知德的《周易》诠释时，分“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以象诠《易》的意义”“以象诠《易》的弊病”三个层面予以论述。其中后两者可以视作评价性认识，第一层面近于考实性认识，是评价性认识形成的基础。而第三部分“以象诠《易》的弊病”在总体上属于评价性认识，但其形成则基于第一部分“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的事实陈述。同时，在第三部分内部，又兼具考实性与评价性认识两者。如杨先生指出来氏以象诠《易》存在“对卦爻辞中的每一个字都斤斤于寻其象数依据”的现象，因此“难免支离、繁琐，甚至于牵强、错误”，这属于评价性认识。随后，针对来氏诠释讼卦九二爻辞“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以中爻和错卦之象为“三百”寻找根据的事实，举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周易》作“其邑人三四户，无眚”为例，证来氏观点之未必，则属于考实性认识。再如，其在辨析“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时，从列举原始文献到梳理学术史，再到辨析异同，层层推进，皆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从而将本来颇为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明晰化。这一思路的有效执行，使杨著既显得层次丰富，又条理清晰，逻辑缜密。

第二，一丝不苟、科学规范是杨效雷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这在该书中同样有清晰明确的体现。以材料说话，不讬之空言，这是史学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对此，杨效雷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著作中屡次强调求真务实，特别注重文献材料的列举、归类与分析。如在论述朱子以筮诠《易》时，为了说明其在《周易本义》中每卦均注以“因卜筮而设教”之意，作者不惮其烦，对朱注诠释六十四卦卦辞内容的相关部分一一列举，从而使其所要说明的问题彰显无疑。再如杨著为了说明高邮王氏父子对虞翻《易》注的辩驳，分“对虞翻以‘之正说’诠《易》的辩驳”“对虞翻以‘旁通说’诠《易》的辩驳”“对虞翻其它《易》注的辩驳”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将王氏父子的辩驳意见逐条分类罗列，并予以必要的评价。此外，采取穷尽式的搜罗方式，并制作表格进行说明，充分体现了杨先生的科学精神。其中，比较典型者，如在论述吴澄《周易》诠释的部分，作者列六十四卦卦统表、卦主表和卦变表，不仅有效说明了吴澄的易学架构及其系统性，还简洁明晰，科学严谨。与此相同，作者在焦循的《周易》诠释部分，也采取这种方法，分别列出六十四卦旁通表、相错表。凡此种种，竭泽而渔，穷尽所有。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杨著科学严谨之特点的体现。

总之，在杨著中，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清晰的逻辑思维贯穿始终。每发议论，总能旁征博引而又一线贯穿，次序井然。

结语

《周易》是上古时期巫史文化的产物。自古至今，其历世也久。在中国古代社会，它始终未能走出经学的范畴，亦未曾有机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清末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科学”成为时代的核心话题。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易学同样要接受“科学”的审察。在这个意义上，易学科学化即建立现代易学体系成为中国易学的发展方向。杭辛斋先生以西学解《易》、董光璧先生将现代科技与易学融通，虽未必皆为不刊之论，但无一不是对现代易学发展科学化使命的艰辛探索。与之相同，杨效雷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其理论、方法与治学精神及其努力方向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应对现代科学对易学的拷问。在这个意义上，就现代易学体系的构建而言，杨著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首发于《周易文化研究》第九辑，2017年，经作者授权发布

开卷有益周易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