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省府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

​

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官员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鸣一声不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按期交纳。

​

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第一条无须解释了。

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和“家人”的大驾，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 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邮政局领导，“家人”则是县令的私人亲信，近似生活秘书。

《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州县官员派亲信来收号草，就体现了这份权力和责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县令的家人敲诈勒索，怎能不拦住省府大员告状？

​

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呈诉者一一打了那些老头一耳光。

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

​

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二三万两银子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测没有计算良心的作用，不过就我所知，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罢。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

​

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我想强调一句: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

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

“民习安之”的标准，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巨难，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用费，并不是白交驿草。

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帐，这才有了拦路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