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背后故事，同一件腐败案有关

文/张秀阳

在中国，只要你读过中学，稍有点书本知识，就会知道《岳阳楼记》，大概也能背出“先下下之忧在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

位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据说岳阳楼始建于魏晋时期，不过今天我们对岳阳楼的盛名如雷贯耳，则源于北宋时滕子京贬谪岳州后，重修了岳阳楼，楼成，请范仲淹写的一篇《岳阳楼记》的千古名文。

滕宗谅（990年-1047年），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滕子京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

《岳阳楼记》的第一句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过巴陵郡。”在文中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同庆历三年朝廷查办的一件腐败案有关。

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泾州知府，成了一方主政大员。

当时的泾州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边关城池，手里没几个兵卒，他就想了个办法，“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大战过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共“费公用钱16万贯”，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

庆历三年（1043）九月，此时滕子京转为庆州知州。

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向朝廷检举：滕宗谅担任泾州知州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同时，监察御史梁坚也对滕宗谅发起严厉的弹劾：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

什么是“公用钱”？ 换成现在的说法，公用钱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500贯）。公用钱的使用，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 ，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在宋代，还有“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这些人检举滕子京的是：涉嫌滥用了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为了害怕连累别人，滕子京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一把火烧掉了。

滕宗谅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性情，交游又广，“间以馈遗游士故人” ，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但是到底花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滕宗谅烧掉了。

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按范仲淹的说法，那16万贯钱其实包含了泾州诸军使用的正常经费，“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物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 。

按范仲淹的说法，滕宗谅经手使用的公用钱，应该是1万贯左右。

滕宗谅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滕宗谅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为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 。

北宋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差不多也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接受了教训，不敢再次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但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他善抓“形象工程”。贬官到岳州，搞出一个有千古影响力的大工程。善于借助“名人效应”。范仲淹是当时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大将，很有声望。让他来“作文以记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就足以让自己树立起良好的从政形象。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滕子京来岳阳后，不只干了重修岳阳楼这一件事，另外的一件事尤其重要，那就是修了偃虹堤。这个堤修好后，他又请了另一个更大名人来写文章，这个人就是欧阳修，那篇文章名叫《偃虹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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