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身上最大的”污点”。其实这个”污点”，是李斯给秦始皇溅上的，不过，秦始皇也难辞其咎，这个“污点”，更是法家冶国所必须承受的。

“焚书”的原缘是，一统六国后，国制自贵族分封，嬗变为皇帝专制。公元前213年，秦皇于咸阳设宴招待众臣，众臣皆颂秦始皇不世功德，齐国博士淳于越劝谏道，“陛下虽一统六国，但宗室子弟未封，万一谁篡权谋国，您何以应对呢？冶国不师习古制，且众臣都在阿谀奉承您，这只能加重您的错误。”殷殷忠忱、溢于言表。

此言遭丞相李相严斥，贬之“愚儒之论”，并提出废诸子百论、以吏为师、禁擅办私学、禁以古诽今、禁以私学谤朝政，经始皇帝批准，施以“焚书”之举，来保证上述目的地达成。

淳于越是忠臣么？是，不为一己之私，为国冒死谏议者，皆归为忠臣。然忠臣非必为智臣、或为愚臣亦是。形势很明显，分封制被集权制干掉了，孰优孰劣，虽不是泾渭分明、但至少大势初呈，不知时势易予、逆势而论，是为“愚”；冒死进谏不合时宜之议，是为“直”，“愚直”之议理当弃之，却未斩之，说明秦始皇，虽执法学行暴政，对贤士饱学还是有好生之德的。

再深入分析，秦朝起于六国之上，深知分封制是战国之争的源头，世代分封，难免各有强弱，各有强弱，必会凌弱壮强，故一统六国后，也只有傻子才会将好不容易一统的国土，又分拆开来，复投旷日持久的战国之争。可见淳于越迂儒之议、祸国殃民。李斯是法家的狂热的拥趸者、和坚定的实践者。李斯自小吏而拜相，很清楚地告诉世人，始皇帝对法家冶国颇为欣赏的态度。

特别是法学之“人避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观点，既颠覆了贵族血统，对上升渠道的卡位；又给平民以垦荒地、立军功为手段，得到晋升的机会。

这无疑对新生的一统帝国很是有利，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国家凝聚力。应该看到，法家管理起国家来，远比儒家要残忍血腥，这是法家不如儒家文明的地方。然裂土方聚、大冶方始，以始皇帝之雄韬伟略、格局宏晖，一统中国，仅仅是他战略的起步，岂会容忍淳于越的儒学来搅局。

统一度量衡、货币制，为帝国的一体经济奠培元基；统一文字、一统伦理、焚书坑儒，为帝国的同声共思，打下文化思想的基础；开凿灵渠、铺设驰道、束约车制，为帝国的强国壮郡埋下伏笔；创三公九卿、开三十六郡，北筑长城、击匈奴，南征百越、囊括闽浙、两广，开拓西南、屯戍北疆，华夏一统浩浩荡荡，千古一帝熠熠生辉。其功业千秋之雄浑奇绝、大捭大阖。虽喷子秦黑，惟独以其暴政为抓手，颤颤巍巍喷他，舍其无他。

“焚书”到底焚些什么书呢？慎列如下，希望方家不吝指正，1、除《秦纪》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灭其史、断其念；2、诗、书之百家理论除官藏外，私藏之书皆焚之，焚其文、毁其理；3、私论诗、书百家论者弃市，以古诽今者弃市，令下不遵、藏禁书者，罚为苦役，藏禁入法，狙杀妄论；4、医药、卜筮、植树等众书不予禁制，药医卜植，宽纵冶世；5、若学法令，须以吏为师，不准私相授受，学理知行，统一官授，锄绝私学，以绝后患。

历史充满了假设、伪饰、圈套、陷阱。俗语云，历史人物的风评，须待五百年后，方可盖棺论定。实际上，即便是久逾二千多年的始皇帝，史学界的认知，和民间的认知也殊为不同；这个史家，与那个史家的结论相瑕迥异。小编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实行诸多暴政统治的体现，但嬴政却并不必然就是暴君的代表。看历史问题最忌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首先，就”焚书”来说，确实体现一种一统专制的强硬和蛮横，可裂土分封，连年战乱，是不是更有利于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呢？皇帝专制本来就是，杜绝鸡一声、鸭一声议而难决的拖沓和迁延，否则万里长城、秦皇陵、灵渠等彪炳千古的浩大工程如何能起来呢？如果分封+民主至今，留给华夏民众的，会不会是巨多的锱铢小国，而不是泱泱万里的大国呢？大乱重典，法家冶国，远比惺惺作态的儒家冶国有效率。

秦始皇垂青于法学，就是看到，法家对民众离心的遏制力，远甚于儒家礼制，对民众的教化力。就是看到，更有利于保证广袤国土的稳定和不分裂；即便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其所采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是以法家的遏制力为核心背书的。

封建社会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外儒内法”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儒内法”是以温和的礼制，完美配合强硬的法令来冶国，以文质彬彬的礼制示人，并顺便包裹尖锐法令的血腥残忍。以为儒学至尊自汉武帝起，便包打天下至今，不过是部份人玄幻美丽的错觉和误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