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管仲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变法、申不害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尽管一度成效显著，但却犹如昙花一现，在李悝、吴起身后变法成果几乎归零。

邹忌变法和申不害变法侧重于吏治术治，均未能深彻变革国家体制；张居正变法一度成效显著，却在张居正死后迅速被万历皇帝清算；戊戌变法用六君子的鲜血依然未能唤起国人的警醒。

历次变法除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外就几乎没哪次将变法成果保留下来的，王安石变法也未能超脱于外，就连成功保留了变法成果的商鞅变法也付出了变法者商鞅身死族灭的代价，令人不得不感叹变法何其难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为何大多以失败告终？从王安石变法就可看出

变法之难在于固有观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缚——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其对手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死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教条。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立足于富国强兵——通过各种新法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后大力投入国防建设，试图以此打造一支战斗力彪悍的铁军。

然而旧党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只有定数，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靠盘剥百姓完成积累而已。以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来看：旧党的观念是荒谬的——天地间的财富从来就不是定数，人们的生产和交换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退一步讲就算已是定数，也能通过改进分配和流通方法从而实现财富在国民之间的合理配置。可就是如此荒谬的观念也能束缚人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变法者都会面对一大群反对者。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在于：这场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变法却不得不依靠一群小人来推进，最终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事实上北宋末年的蔡京等奸臣多出自新党。王安石倒不是喜欢和奸臣为伍，实在是难以获得朝中正直人士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类官员——他们自命清流，从无贪墨不法之劣迹，然而这些人死抱着过时的陈腐观念不放，从不能真正为国家为百姓做一件实事。早在东汉末年曹操面对这样的官员就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观，然而也正是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使曹魏政权充斥着一群不忠不义的机会主义者，以致于司马家篡魏时朝中大臣无人出头。

王安石也面临和曹操一样的困境：那些为追求功利而不择手段者才会支持新法，可重用这些人最后必将导致新法的结局和初衷背离。

新党的邓绾甚至说道：你们爱说啥说啥，只要我自己当着高官即可，这样的人之所以支持新法无非不过是因为在传统的体制下无法得到晋升空间，然而当他们成功上位后还会记得新法的初衷是富民强国吗？

最终王安石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所谓的正人君子不会支持他的变法，因为他们全是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任用小人可以使变法在一时之间取得成效，然而要指望这些人对新法有多忠诚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