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本是生活在清朝末年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在来到莫高窟后，一个尘封了近千年的秘密被他发现了。

王圆箓（1849—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因家乡连年灾荒，为生活所迫而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最后在肃州城防军中做了一名士兵，退伍后因生活无着而当了道士，在莫高窟长期居留了下来。

说来也有意思，王圆箓本人是一位道士，而此地又是佛教圣地，历代皆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偏偏这个道士呆在佛窟里，委实古怪。

究其因，乃是缘于清季莫高窟的三个寺院，平时被人们称为上寺、中寺、下寺，王圆箓所在的就是下寺，因为王是汉人，讲的是人们听得懂的佛经或者道经，而上、中二寺住的是喇嘛，讲的是藏文，或许当地的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吧，所以王道士就这样逐渐在莫高窟扎下根来。

王圆箓（1849—1931）

王道士进入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洞窟无人管护，残破不堪，于是四处化缘，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和改造道教灵官，其中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他终于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

王道士墓志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中则是这样描述的：“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谢稚柳（1910—1997），1942年至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作研究，进行文字记录和临摹北魏至隋唐的壁画。建国后，历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等。）

虽然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尘封多年的大量藏经洞文献终见天日，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梁启超《说史料》，《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敦煌第17窟

在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或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也或许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些功德钱，修建他的道教灵官，四处奔波，竭尽所能：他先是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有见识的知县身上。王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后，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这位知县也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并看好藏经洞，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王两次碰壁后，仍未死心，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些经卷赶赴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算是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也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当然也没有考虑如何去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且“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于是“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 见《敦煌石室记》，及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166；Idem，Serindia II，P.802—804）。

又隔数载，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命领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其所著《语石》一书。次年十一月得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索公纪德碑》、《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碑》拓本及敦煌藏经洞出上《水陆道场图》绢画与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四卷。叶氏在《日记》中对这些敦煌写本、绢画作了考订、记录、研究，成为第一位研究藏经洞出土文书的学者。1904年至酒泉，从汪宗翰及王宗海处，得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等，均有考订。又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获悉藏经洞的事，颇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得到了部分写卷和绢画，我们可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检到多条相关的记述（以下三条皆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王圆箓在三层楼西游记壁画前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12.30）：“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9.29）：“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纪’，又大字一行云‘节度行军司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延清供养’，又三行云‘女小娘子宗花一心供养，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养，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其帧仅以薄纸拓而千余年不坏，谓非佛力所护持邪？”

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10.13）：“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

藏经洞内景

叶昌炽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起来，却未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政府如此，学者文人们也仅仅是发出“奇闻也”（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之“戊申十月廿五日”条：“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五册，1986年，第2118页。）之类的惊叹，而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实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后罗振玉首晤伯氏得悉此事即提请学部去整体收购（见《松翁自序》）。

包括叶昌炽光绪三十二年卸任后，仍在《日记》中不时记录有关敦煌写本的消息，但对自己当年视学仅至酒泉而未能西出嘉峪关、整体保护藏经洞遗产而愧疚不已。

叶昌炽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整整七年。在这七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极少。

斯坦因为了达到获取文物之目的曾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就是避而不见，斯也束手无策。

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骗他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斯坦因曾如此叙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

“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这次斯坦因仅仅用二百两白银就换去了二十四箱子遗书、绘画及其他文物五大箱。斯氏历经一年多时间才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可那时的中国国门大开，转送运输及出境的全过程始终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来过问或干预。

斯坦因所掠的完整写经包裹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现在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始终无人过问，日子一长他也就灰了心；

其次，是为了完成他的清扫洞窟、修建层楼、架设木桥等资金需求的实际意愿，而又无其他的经济来源；

最终的转机就是受了斯坦因的欺骗，以为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并被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所感动。

因此，他或许在主观上也并不情愿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否则早就可以卖予斯氏，但在这几重因素的同时作用下做了让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国人尤其是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地方政府却似乎仍然毫不在意。官方的这种颟顸态度，使王道士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继续出售藏经洞的文物，至此，他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倒卖国家文物的贩子了。

大英图书馆藏S.9141

北魏延昌二年（513）华严经卷

大英图书馆藏S.87

唐圣历三年（70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买走六千余件写本。由于伯氏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曾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六百多件，装满了五大箱。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257

唐天宝十二年（753） 太上大道玉清经卷第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059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阶佛法卷第三

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等人也先后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和文本。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和约束。自此，敦煌卷子大批流散于国外，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损失，正如百年前的学者们所叹之“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手稿研究所藏 Ф.69

隋大业四年（608）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六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

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政府无人重视，当外国人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故一时间偷窃成风，流失迅速，破坏严重，有分割求利求官者、有造假做伪卖钱者。

比如负责接收工作的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将运送经卷的大车接至其家，然后伙同其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延琛、方宗谦等人将卷子中精好者悉数窃取，然后将较长的卷子一裁为二或三以充其数……

在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姜亮夫谓：“故解省者，仅有六七千卷，送旧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途中复有遗佚，至京又为有力者所盗窃，及归京师图书馆，仅余六千余卷，又有裂一卷为数卷者，世遂传劫余尚得八千余卷云。”（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2页，第“1910年”条。）

罗振玉致伯希和信札

大量经卷的散失和破坏，曾使王圆箓感到非常悲哀，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未发生过如此人为破坏损毁的情况。

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偷偷地管藏起来，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所以，像曾任甘督的浙人陈季侃等也发出了“天壤间瑰宝也，吾国官民不知爱惜”的感叹。（见BD.145258《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二》尾跋，题为“敦煌石室藏经记”，文曰：“清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沙碛中发见石室。室有碑记，封闭于宋太祖太平兴国初元，距今千余岁。以所藏历代写经考之，最古者近二千年。所藏上至西晋，下迄朱梁，纸书绢画袈沙（裟）彝器粲然具备。唐写佛经为独多，晋魏六朝稍希有矣。纸皆成卷，束以绢带，完好如新，诚天壤间瑰宝也，吾国官民不知爱惜。丁未岁，法国文学博士伯希和自新疆弛诣石室，贿守藏道士，检去精品数巨箧。英人、日人继之，咸大获而归。余度陇时，购求唐人精写者已极难得，而著有年代及晋魏人书则非以巨价求之巨室，不可得也。苏子瞻云‘纸寿一千年’，今已突破先例。盖敦煌流沙堆积如阜，高燥逾恒，苟石室永闭，再更千百年犹当完好。一入人手，则百十年间可沦夷以尽。证之今日，藏经已希如星凰，其后可知。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爱护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损毁吾人之手，吾愿已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得者宝诸。”）

罗振玉为请伯希和拍敦煌照片致端方信札

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王道士在发现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大量的遗书也确由其手转卖至国外而成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时政府昏聩、国人整体上又极度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由此造成了这一场文化遗产遭遇浩劫的历史悲剧。

（隋）开皇九年（589） 太子慕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