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说明朝兴于文人，也亡于文人；在明朝于危难之际，拯救明朝的也是文人，如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就曾经是文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投笔从戎，成为一代名将，尤其是孙承宗，更是明末的文坛领袖。

但其实早在明朝1449年的时候，明朝就有过一次灭国之危，1449年，对明朝很特殊，当时明朝第六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在当时总览朝政的宦官王振怂恿下，刚刚亲政的年轻皇帝不顾朝中大臣劝阻，执意御驾亲征。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仓促之间难以集结。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行军路线屡变，士兵疲惫不堪。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王振不准。后勤不续退至土木堡时王振下令移营，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进攻。

明军仓促应战，所以兵败，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就连明英宗朱祁镇都被俘虏了，瓦剌大军乘势南下，明朝朝野大惊，众臣纷纷提议南迁。

这时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之后又拥立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

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

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

关于朱祁镇、朱祁钰兄弟的会面，历史上说法不一。《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

不管是嘘寒问暖，还是冷眼相对，事实上是，景泰元年回京的太上皇，从此被锁在南宫，整整七年。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景泰帝在位年间，重用大臣于谦等人，治理国政，颇为有序。然而为了让自己一脉世代为君，他不但软禁兄长，甚至于景泰三年执意废掉皇太子朱见深，换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种种作为，颇让后人诟病。

结果朱见济夭折，皇储之位空置。到了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病重，卧床不起。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不知道这偌大的帝国，将要由何人接掌。彼时，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辄，太常卿许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太上皇。

经过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再次登基为帝，复位当日，他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都御史萧惟祯建议以谋逆罪，处死二人。皇帝犹豫，说当年抵御瓦剌，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说，不杀了于谦，您复位无名。

皇帝最终同意，二十二日以谋逆罪处死于谦、王文，籍没其家。随之，于谦所推荐的文武官员都被波及。于谦为官清廉，在明英宗派人去于谦家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

一代文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却死于朝廷皇权之争，也的确可惜，但是于谦的所作所为，比明朝后来的诸多摇尾乞怜的文人要强的太多，令人佩服，于谦的死，是明朝的一大损失，令后人惋惜不已，甚至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还特地为于谦题写匾额“丹心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