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陶借西羌叛乱上书皇帝，指出国事之乱皆起于宦官

东汉时的官办大学己经具有一定规模了，当时称之为太学，主要是为各级官吏培养后备人才。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举孝廉”，所以能进这个太学校门的多是皇亲国戚和士大夫阶层。东汉的太学与朝廷，特别是与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太学生能够直接参与议论朝政，这是一个能讲话、敢讲话的地方，也因此经常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在东汉太学中，有一个叫刘陶的太学生，就是一个在朝议中，敢于仗义执言的典型人物（见《古人谈滥印票子不是好办法》）。

刘陶，字子奇，又一名为伟，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裔。刘陶为人简约，不拘小节。与之交友，必须志同道合，如果志向不同，既使是富贵之人也不与相交；如果志趣相投，既便是贫贱之人也不改结交之意。同宗贤德名士刘恺非常器重他。汉恒帝时，刘陶正在太学读书。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七月，全国有三十二个郡与封国，发生了蝗灾及黄河水灾，百姓因饥饿穷困而逃荒流亡的有几十万户，其中冀州最为严重。于是，朝廷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因为朱穆是个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作敢为的人，所以，冀州官员闻听朱穆要来上任后，解印弃官而逃的就有四十多人。朱穆到任以后，首先是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看来，朱穆整肃贪腐的力度很大，贪官污吏有的自杀了，有的死在了狱中，官场风气也开始廉洁了。此时，在宫中操弄朝政的大宦官赵忠的父亲死了，归葬在冀州管辖的安平老家，丧事办得超规越制，安葬时使用了帝王才能使用的玉匣。朱穆知道后，命令安平郡守前去调查，官吏们都害怕办事认真严厉的朱穆，于是，便掘墓开棺，出尸查验。一贯在朝中作威作福的赵忠，如何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他气急败坏地跑去向汉桓帝告状。桓帝闻之大怒，便下诏把朱穆押解到廷尉府（司法检察部门）处理。结果，朱穆被判刑到左校去劳改做苦工。

这件事引起了太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组织了几千人到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诉（这比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要早一千七百多年），书中说：“我们看到己经成为刑徒的朱穆，是个办事公正，忧国忧民的人，从陛下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之日起，他就立志清除奸邪小人，惩治贪恶势力。那些深得您宠幸的宦官，他们的父兄子弟都散布在各州郡，这些人依仗权势，竟像虎狼一样凶恶，随意吞食小民百姓，所以朱穆为国为民惩治这些坏人，是顺天意、得民心的好事。但却使得宦官们对他十分仇恨，由是，他们诽谤攻击、造谣污蔑，竟用刑事罪判朱穆去左校劳改做苦工。天下人都认为，朱穆如同大禹、后稷一样勤劳，却遭到共工、鲧一样的惩罚；若死去的上古圣人泉下有知，唐尧一定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一定会在苍梧忿恨。当今的宦官近臣，窃持了国柄，他们手中握有封赏生杀的大权，他们口中说出的就是王命国法。他们的封赏，可以使快饿死的奴隶变成比季孙还要富有的富翁；他们的污蔑，则可以使伊尹、颜渊这样的圣人变成像夏桀、盗跖一样的恶人。而朱穆一身正气，为了惩办这些坏人，不顾身家性命。这并非朱穆厌恶荣耀而喜欢受辱，也非朱穆厌恶活而喜欢死；是他感到了如今王法不振，从而担心朝纲久乱，所以他满怀忧虑、尽心竭力，他所办的事都是在为皇帝作长远打算。我们愿意戴上脚镣，接受黔刑，代替朱穆做苦工。”很有意思的是，汉桓帝看了刘陶如此激烈的奏章后，竟然赦免了朱穆。

事过两年，即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二月，司隶、冀州发生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又向皇帝上疏陈事道：“上天与皇帝，皇帝与百姓，犹如头与足的关系，必须相互依靠才能行动。陛下的眼睛看不见鸣条的战事，陛下的耳朵听不到战车的声音；陛下的肌肤不会在天灾时受到痛楚，陛下的圣体不会在地震、日食、月食中受到损伤；所以就不在乎日、月、星出现凶兆的警告，从而轻视上天的震怒。我想到高祖初起之时，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收聚散亡的民众和受伤的士兵，最终克服困难成就帝业，靠的就是艰辛勤奋；这才使得帝位一代代传下来，直至陛下。陛下既然不能给祖先增添治国的荣耀，又怎么可以忽视高祖艰辛勤劳成就的这一份帝业，而随意将大权予人，国柄乱授呢？宦官群丑有了生杀予夺大权，就可以任意伤害百姓。这是让虎豹在麂场建窟，让豺狼在春园乳崽；使商贾成为穷困的冤魂，使贫者成为饥寒的饿鬼；让死者在墓穴中悲伤，让生者在朝野间忧愁；这就是我为之悲痛，长怀叹息的原因呀！秦朝将亡之时，正直敢谏者被处死，阿谀谄媚者受赏赐，规劝的忠言被堵塞，而国家的政令却出自于奸佞之口；纵容阎乐在咸阳专权，授予赵高为中车府令，大权旁落而不知，国柄离身而不问。古今一理，成败同势，希望陛下能远观强秦之倾覆，近察哀、平之祸变；则得失祸福，一目了然。愚臣又闻听，国家危难时非仁政不能扶持，社稷混乱时非贤智不能拯救。窃以为，前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的同乡李膺，都是品行端正，高尚忠贞的人，确实是中兴之良臣，国家之柱石，应召回朝廷，辅佐王室。臣胆敢在忌讳很深的当朝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冰霜见到了太阳，必然会被消灭。臣开始还为天下之可悲而感到悲哀，而如今天下却要为臣的愚昧感到悲哀了。”奏章上报后，汉桓帝没有理睬。不过，对于这篇敢于直指皇帝的奏章，也确实让人为太学生刘陶的勇气所叹服。

刘陶以后做了谏议大夫，照样执言上书，抨击朝政，揭露宦官的恶行，并指出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所引起的。到了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刘陶借西羌叛乱上书皇帝，指出国事之乱皆起于宦官，并揭露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罪行。宦官们随即共同诬陷刘陶与叛贼有来往，并把他抓进黄门北寺监狱，进行拷打审讯，而且用刑一天比一天残酷。一天，刘陶对皇上派来的使者说：“我恨不能和伊尹、吕尚同类，与孔子所说的商代三位仁人微子、箕子、比干为伍。如今，你们上杀忠心正直的大臣，下害苦难憔悴的百姓，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到时候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后，竟自己闭气而亡。“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见《后汉书.刘陶列传》）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中，仗义执言、犯颜直谏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在政治清明时期，可能会对促进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帮助；另一种是在朝政败坏时期，非但无法改变国势的颓废，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