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为清除唐末五代武夫骄横、藩镇割据的流弊，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始，便形成一套重文抑武的“家法”，不仅优宠文人士大夫，而且还鼓励臣民上书言事。朝廷规定，凡上书言事之人，无论高低贵贱，也不管他们所论之事是否重要，即使是平头百姓鸡毛蒜皮的小事，皇帝也是力所能及地接待、倾听，决不能徒具形式。

自宋太祖开始，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

不仅如此，如果臣民所言之事可采，皇帝往往会给他们奖赏，就算是言无可采，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处罚。这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比之前朝真是要开放很多。宋朝皇帝虚心倾心臣民呼声的史实很多，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太宗接见、赏赐因丢失母猪而告御状的百姓牟晖一事。

宋朝建立后，为方便民间申诉冤情，引用前朝旧制，在朝堂外重新悬置登闻鼓，并特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两个机构，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直接向朝廷申冤。法律规定，凡向朝廷上书谈论政事、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情、贡献奇术异方等，如果不能依常规上达天听，臣民可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如果受到阻挠，再报告登闻检院进行申诉，总之一定要让皇帝得到消息。

历朝历代设置登闻鼓，目的是方便百姓申冤

可登闻鼓虽说设了，但考虑到要向皇帝直接告御状，除非事情危急、冤情极大，臣民实在是走投无路，否则谁也不会去轻易击打这登闻鼓。毕竟他们心里很清楚“天威难测”的道理，谁也不敢保证这鼓要是敲了，皇帝真的不会翻脸。可是在淳化四年（993年），偏偏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平头百姓，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竟然敢去击打登闻鼓告御状，并惊动了宋太宗。

宋太宗许久没有听到过登闻鼓响，如今听到有人击鼓，还以为他有天大的冤情，便赶紧把他召进宫中盘问。一问之下，太宗才知道此人叫牟晖，他的“冤情”不过是家奴丢失了一口母猪，搜寻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太宗非但没有惩罚牟晖，反而赏给他一笔钱

听完牟晖的申诉后，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又好笑又气愤。好在宋朝的皇帝普遍比较仁慈，所以太宗非但没有惩罚牟晖，反而赏赐给他千钱，算是补偿他走丢母猪的损失。

等到牟晖千恩万谢着离开后，太宗对身边的宰相说：“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向朕申诉，实在是太可笑了。但诸位爱卿要深思，百姓之事无小事，只有凭着虚心倾听民间呼声的心思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才不会再有怨民。”宰相们听后都被皇帝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全都连连称是。

太宗的胸怀宽广，令群臣叹服

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因语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宋人王得臣所撰《尘史》将此事安在宋太祖头上，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

正是凭借着这份仁德之心，再加上孜孜求治的作风，在太宗治国21年时间里，宋朝虽然在战场上屡败于辽国，但在民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亮眼，并奠定帝国三百余年繁荣昌盛的基础，功劳之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自朱元璋之后，登闻鼓的作用流于形式

正因为有宋太宗的“榜样力量”在前，所以元明清三朝也因袭设置登闻鼓，以便利于百姓鸣冤。不过就其实际效果来看，除了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登闻鼓的作用外，其他时期则流于形式。尤其是到了清代，朝廷规定“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之事才可以击打登闻鼓，除此之外，擅自击鼓者将受重罚。至此，便利于百姓鸣冤的登闻鼓制度名存实亡。

史料来源：《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