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四川“妄杀”是真的，但“屠蜀”却是清廷编造的。在直视张献忠妄杀蜀人的时侯，我们须要探究其后的背景。张献忠在入蜀之初，开科取士，广揽贤才，严肃军纪，与民生息，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蜀人的举措，史载“军民守分相安”。但由于张献忠本人缺少文化，又刚愎自用，无治国之才，对部下的建议又不能从谏如流，因此，随着局势的恶化，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处境越发艰难，史载“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显然，张献忠的表现是令蜀地士绅百姓失望的。也这在此时，南明政权加紧了对张献忠政权的颠覆步伐，随着重庆和宜宾的失守，张献忠的处境越发凶险。也就在这个时侯，他对蜀人的态度从不信任上升到了极端的“妄杀”。他在四川的妄杀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借“特科”之名杀了五千多士子；另一次是在成都展开的“除城尽剿”。史载“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主要原因是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所引起的。但是把张献忠描述成一个天生好杀，嗜杀的人间魔鬼绝对是满清统治者的诬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自己出兵四川找借口，二是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其实清兵在四川杀的人远远超过了张献忠，清初文人毛奇龄所著《后鉴录》声称，张献忠仅在公元1646年正月到五月期间，“命四将军分路草杀”，就杀了蜀人六亿九千九百余万人，此外尚未计算在内的不计其数。通过上面的数字我们就可以得知毛奇龄撒了个弥天大谎。因为明朝后期的全国人口仅为六千多万，而张献忠仅在蜀地就杀了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栽赃陷害只不过是为满清的焚掠中华寻找合法性。后来这个数字竟然被清朝统治者修撰的《钦定明史》所沿用，在该书的《张献忠传》里，赫然写着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狂话。这种胡编乱造的粗弊之词显然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