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本小书，是我专栏的文集，书名有点鸡汤，叫《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这句算是正式的广告。

书出来后，当然要馈赠书友，而且，我最期待的就是书友的各种评价。昨天看到青岛的书友薛原发了条朋友圈，说他读完我的书印象，文字稍微摘录一下：“在我的印象中，思郁是符合鲁迅先生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这一论调的。作为独立书评人，思郁的眼睛对中国书几乎不瞧一眼，他只盯着那些西方的孤僻、疯子、变态、同性恋……”

如果只从这本书选录的篇章看，薛原兄的印象不能说不对。书中选录的作家和文学作品，都是出自西方文学史，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和作品没有一篇。再加上序言中，曹亚瑟兄开篇说他年轻时候“痴迷西方典籍，中国书一概不看”，说我虽然比他理智，但依然“快活地游弋在西方学人的理论与八卦之中”，这些文字都给人造成了类似的印象，说的我好像不读中国书似的。

这些话不能说偏见，但绝对是错觉。其实这本小书中原本是收录了不少中国作家的评论，比如写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陈忠实、王小波等等，但是编辑觉得中国作家的评论既然没有几篇，倒不如干脆不录，这样显得风格比较统一。不过，就算书中没有收录中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也不能判断说我不读中国书。

说到这里想到一个苏珊·桑塔格的段子。有次采访，记者非要追问她，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桑塔格说，当然是莎士比亚。记者显得有些意外，继续追问，怎么会是莎士比亚，你写过很多作家，但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我最喜欢的作家，对我影响很重要的作家，并不一定是我写过的作家，也许有几位作家一直搁置在我内心中，充满了敬畏，但是如果没有把握，我只会无数次地去阅读，而不是轻易地书写。

美国小说家安·帕奇特说过一句非常朴实的话，让我很难忘。她说，在文学上给我们最大影响的，不是我们喜爱什么，而是在我们心态特别开放的时期，恰好阅读了什么。每个人在阅读生涯的起始，都是杂食动物，不但是来者不拒，而且还会四面出击，这个时期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启蒙书籍，会让自己的阅读生涯变得丰富多彩。我最幸运的是，刚刚进大学的时候，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每天有空都会泡在图书馆里，去一本本阅读搁置在书架上的蒙尘的《鲁迅全集》，是鲁迅的文章奠定了我写作的根基，以及我对汉语写作的最初认识。鲁迅虽然写过《青年必读书》，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后来人要把这句话搁置在五四时期那个特殊的上下文语境中，才能理解鲁迅的用心。我们这些后辈不要轻易地断章取义，以为鲁迅说的话就是至理名言，所以奉行如一。如果抱持着这样的态度读书，读再多的书，也是蒙昧主义者。

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汪曾祺的文章写过一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我说从汉语写作的成熟程度上看，汪曾祺的文章要比他的老师沈从文的文章好。这是汉语写作传统传承的必然性，我们不是比较写作者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宽度，认识的广度，只说汉语写作的成熟度。从大众接受的程度看，为什么阅读鲁迅、沈从文、周作人等人的文章，会觉得他们的白话文写作显得不伦不类，很多语言的用法显得生硬，怪异，让现代人读起来觉得陌生，但是很多人读汪曾祺的文章就不会觉得有问题。只是因为汉语写作从五四时期开始推广白话文，经过了几代作家的努力，到了汪曾祺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熟了。所以，我们写作的时候要借鉴这种成熟的汉语写作。汪曾祺这些年的热销，也算一个佐证吧。

何为成熟的汉语写作？让我举个很不起眼的例子。金庸的小说，在很多正统的文学写作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不得不承认，金庸的小说是汉语写作成熟的作家之一，他的武侠小说无论从语言还是小说格局上，让很多现当代作家汗颜无地。金庸的《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情是何物”的最后一段：“某一日风雨如晦，杨过心有所感，当下腰悬木剑，身披蔽袍，一人一雕，悄然而去，自此足迹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这一段的旁批中说“一句话写尽十年事”， 概括得恰如其分。这就是汉语写作成熟的魅力所在。我在中学读过之后，这个段落再也难忘，原来汉语写作这样的简练和美妙。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汪曾祺、张爱玲、王小波、金庸等等，这个名单上的人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是他们塑造了我汉语写作的根基，有他们的存在才让我有底气去阅读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纳博科夫、卡尔维诺、普鲁斯特、海明威、马尔克斯、加缪、卡佛、库切、村上春树等人的翻译作品。我无法对这些作品的滋养进行明确的区分，因为无论是汉语写作，还是翻译文本，它们对我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