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杂文，说起这两大题材第一想起的便是鲁迅，鲁迅花了极多的时间和心血在杂文上，而文史留名的却是小说。王小波与之相反，他花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在小说上，而见长的却是杂文。

仅从传记与杂文看，王小波首先让我赞叹的是他的创造性。这也是他自己说的，在思想性与创造性上他更看重创造性。王小波在杂文里的一些比喻非常别出心裁，令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他说：“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

其二，是王小波的先锋性。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作家都有深深的压抑感，而作家是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压抑感的人群，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读来都是暗黑色的，浓重的压抑、无边的绝望。他是知青，但从他的知青经历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压迫与不公平对待，这种知青经历更像是一次长时间的体验生活。王小波是敏感的，时代的不合理、个体生活的压抑都深深地刺激着他，促使他去思考、去反叛生活。

他选择性描写来反抗那个压抑、虚伪的世界，在思想还未开放的年代无疑是勇敢的，再加上他和李银河对同性恋者的研究，这些都让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先行者无疑是痛苦和不被理解的，因而王小波的作品不能在大陆首发也是很自然的事。

他是时代的先行者，也是一位先锋作家。

性反抗是最直接也是最方便，所以那个年代里的作家大都选择了这个武器，王小波、贾平凹、张抗抗等的小说都有不同程度的性描写。

20世纪60至70年代，在西方一群想要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先锋人物开始发起性解放运动，以抵制当时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约束。他们用性解放来表达人类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更高境界的精神需求，而性是所有动物界特别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与王小波的写作是契合的。然而，西方性解放运动带来的是性泛滥。为了对抗物质而最终自己也落入了物欲，这是当初性解放运动提倡者始料未及的吧。王小波、贾平凹、张抗抗等用性描写来反抗社会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一层的反思，那就说明他们的观察与思考还是流于浅薄了。

反映社会、提出问题是作家的使命之一，但斗士是不是作家必须的面貌就值得商榷。刘瑜说，知识分子喜欢提出问题却往往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评论家与改革家的区别，指手划脚总容易过埋头苦干。王小波们急切地想打破那个旧时代，那当然是对的，一个荒诞、非人性的生态圈是极权的圈养地，自由主义者对此自是痛恨非常。然而，打破之后呢，旧社会走了，新社会就一定会来临吗？在对待社会形制问题上，王小波与鲁迅一样，有着孩子式的急切与愤怒，却少了一份男人式的理智与忍让。一个野蛮的社会，如果没有民众智力的提升，任何改革或打破都是一种循环反复。一个国家、社会只有鲁迅的勇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胡适的智。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有缺陷，如果不懂得宽容与忍耐，就不能获得安宁与稳定，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也是君主立宪制之所以还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懂得民众为先的道理，就不会明白君主立宪退让的伟大。改革与革命虽是一字之差，中间却间隔着无数人的鲜血与生命。王小波要的是以一种革命代替另一种革命。

鲜明的时代性，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世俗、问题等等无疑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要做的功课，但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挣脱时代的束缚，就无法从一个优秀的作家褪变成伟大的作家，只有超越时代，进入人类共性的写作，作家才能称得上伟大。犹如文化与文明的差别，文化如果不能挣脱地域性，那它就只能从属于一个地方的人群，是地方性的文化，只有挣脱了地域的束缚，文化才能转变为文明，因为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

王小波的文字有着明显的粗砺感，这种粗砺是未经打磨的，缺少优美与精致，它映射了那个年代的贫乏。在物质极度馈乏、旧时精神文明被全面击破的社会里，人的物质欲望是首要需求，精美、克制都要放在野蛮的求生欲望之后，为了生存，人可以回放成动物。同样是“智性写作”的作家冯唐认为，王小波的“文字寒碜、流于趣味、思想缺少份量”，这些致命伤让王小波的奇迹能如烟花般一时绚烂，却未必能亘古长青。

王小波的优秀在于先时代而行，王小波的局限也在于止步于时代。优秀与伟大，一步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