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1918年夏和1919年冬，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两次走进北京大学，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和思想营养。在北大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在各种思潮、流派撞击和融合的激流里，蔡元培、鲁迅、胡适、邵飘萍等著名学者的精湛学问，给了他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和濡染。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论信仰，成长为一位职业革命家。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同学们为何给毛泽东起名为“毛奇”？本来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毛泽东为何没有成行？关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期的一些流言，比如嫌工资太少而抱怨；书写图书卡潦草受到斥责等事，究竟是真是假？在北大期间，毛泽东认识了哪些人、接触了哪些思想、对他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与陈独秀的交往虽然短暂，却为何让他念念不忘？他与胡适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会否因为政见不同而改变？傅斯年为何对毛泽东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今天李涵为您讲述：毛泽东的北大情怀（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关于毛泽东在北大期间的往事，有一些流言，说他做图书管理员时，用草书填写图书卡片，让人看不懂，而遭到斥责。

这个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草书写起来是笔画连绵，飞鸟惊蛇，小小的图书卡片怎么也不能以草书填写，这是常识。十分珍惜这一工作的毛泽东，怎么可能冒着丢“饭碗”的风险，而任意在上面用草书填写，况且也无法书写。毛泽东的草书是中年后才渐入佳境，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写得一手工整隽秀的楷书，他在湖南一师时所作的读书眉批，他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除专心于工作之外，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他们很有启迪。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当然最先感知，他凭着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的心，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他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邵飘萍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过一段交往。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因讨教新村主义而拜访过周作人，可谓一面之缘。然而，无论交往的长短，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他们。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在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毛泽东虽然没有在北大读书，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由此而旁听了邵飘萍和梁漱溟的课。他和梁漱溟是同龄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长毛泽东两个多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经常来杨家，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都是毛泽东，他们开始有交往而熟悉起来。1938年，梁漱溟为积极奔走全民抗战，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了八次谈话，其中两次彻夜长谈，使梁漱溟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

1953年，两人曾在一次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上，出现了观点上的矛盾。梁漱溟激动之下说：“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梁漱溟并没有因此事而受到任何处罚，只是两人之间再也没有来往。1986年，梁漱溟旧事重提，检讨自己“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他对毛泽东一直钦佩，就是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仍然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来北大之前，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周作人，可却不见这方面的记载，想必周作人教务繁忙，而毛泽东又因图书馆的本职工作，兼之为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事务性的工作太多，而没有时间去拜访周作人。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当天日记：“毛泽东君来访。”此前，周作人已经办起所谓新村支部，并在《新青年》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

早在1918年春，毛泽东就邀了几个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虽然收效不大，可他仍很向往。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来到北京。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是起草驱张的文稿，就是往驻京的各大报馆送驱张的文电，再不就是往各大衙门请愿。往八道湾拜访周作人的事，一直拖到次年4月7日。他和周作人会面具体谈了什么，看来已成为永远的谜，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会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新村主义。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但在此期间，他曾尽力保护过好友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儿子李光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便在深深地期待着。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儿。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兴地告诉友人：“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入住八道湾，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每月支付2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待书稿全部出版后，稿费再重新结算。周作人自然清楚这一切得益于毛泽东，原想给毛泽东去一信，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迟迟地就一直没有去信。

周作人

毛泽东零距离地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道不同，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直至晚年对此还沾沾自喜地说：“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他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为此仍在深深自责之中。

陈独秀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自己却没有出国，这其中的理由当然如他跟斯诺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据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说，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奉胡适为“楷模”，胡适又待人热情，好为人师，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

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而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更让胡适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称赞《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称赞《湘江评论》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曾和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拜访胡适，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还给胡适寄明信片说：“将来湖南有多点借重先生之处。”在此之前，毛泽东经过上海时，也曾给胡适去信一封。

1921年9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零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毛泽东就是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他致书毛泽东，希望“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太天真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创立的军队，所开辟的根据地，怎么能拱手让于他人，而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体制，又怎么能容忍中共作为“第二大政党”存在呢？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真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傅斯年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很期望与大学生多有交往，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大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八块大洋的普通工作人员，“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所讲的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工作人员，20多年后，竟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书写，以赠傅斯年。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之所以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之意，即与傅斯年相比，自己算不上是读书很多的知识分子。

《百年潮》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