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陈早春同志，因病于2018年7月2日8时04分在北京航天总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文 | 陈早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终止了业务，无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也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其时，冯雪峰已六十七岁了，他佝偻着腰，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

开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这比起围湖造田、打垒建房等重活来说，算是轻松的了。其实不尽然：翻地开畦，运肥泼粪，弯腰蹲地侍弄幼苗，对那些老弱病残者来说，也是不堪重负的。一天下来，就着床，既难躺下，也难爬起。特别是阴雨天，黏稠得像糯米粑的黄泥巴，好像有意与他们作对，使他们有如蜘蛛网上的飞蛾，动弹不得。冯雪峰由于出身农民家庭，又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吃过小米，扛过步枪，蹲过监狱，在各种磨难中淬过火，因此在这个组里，干得十分出色，连最好挑剔、以找碴儿为职责的某军代表，也在人后啧啧地称赞过这个瘦弱的老头：“他比我长期在农村劳动的祖父还精干！”

冯雪峰（1903—1976），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

当时，我正在当“鸭司令”，放养二百多只母鸭。这些鸭子，是当地大棚里筛选下来的处理品，一只只毛孱孱的，吝啬得一个蛋也不肯下。经我几个月的调养，且不费饲料，春末的下蛋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保证“连”内每个“战士”每天可以吃到一个鸭蛋。这对连续啃了半年多咸菜疙瘩、不沾油荤的“吃斋”队伍来说，无疑是件大恩大德的善事，引起了军代表和连干部的十分重视。他们向我说：“你每日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够辛苦的，需要一个助手；再说，你懂得整套农活，大田还需你去指挥，放鸭的事，你培训培训，今后就交给你的助手。”我当然同意，但当知道这个今日的助手、明日的接班人就是冯雪峰时，我却犹豫了：第一，冯雪峰做过胃大切除手术，下到干校后，经军代表特准可以买饼干来维持生命，若在湖里放鸭子，一日三餐不准时，且都是凉的，他能否承受得了？第二，湖里夏天烈日当空，没有任何遮拦，气温高达四十几度，寒冬北风刺骨不算，时不时会掉进水里成为落汤鸡，年近七旬的老头，受得了这份罪？第三，湖地的田埂都是烂泥搭的，水蚀霜冻后，就成了豆腐渣、烂浆糊；烈日一晒，又成了见棱见角、有锋有刃的死硬疙瘩，矫健的年轻人都难免摔跤，将他的老骨头摔断了怎么办？我的担心向上级说了，但没受理，因为我属“连队战士”，服从命令是天职。

一九七○年初秋，鸭子经过“夏眠”后又到了下蛋的季节，这时冯雪峰从蔬菜组调出，来到我的麾下报到。本来，他已是我的老“部下”了，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大联合”阶段时，“牛鬼蛇神”除中央另立专案者外，一律下到革命群众中接受“监督改造”。其时，我是现代文学联合小组组长，冯雪峰下到我这个组接受“改造”。我的“革命性”不强，历来属于“中右”，而他又让你怎么翻来覆去地看，都不像个阶级敌人，所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监督改造”与反“监督改造”之间的斗争。当时好抓“苗头”与“新动向”，在我们组里，连这些也没抓到一丝一缕，很令革命者失望。

他奉命来到我身边，一见我只穿一条短裤衩，通体像醉虾一样红中透黑，便善意地忠告我：“早春，这地方的太阳很毒，你得戴个草帽。背心总得穿一个才是。”我说：“光棍一条，为的是图方便，也为了偷懒。天晴让它晒，雨天让它淋，不用换衣服；有时我还得跟鸭子在水中赛跑，下水无需脱衣服。”他听我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才沉吟道：“我老了，不行了，今后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给你添累赘。”

我们的衣着打扮是个明显的对照。他戴着草帽，脚蹬胶底跑鞋，身着那套似乎从来没有更换过的灰不灰、白不白的旧卡其布制服，只是袖管和裤管都卷了起来，胳膊和腿都显得特别瘦，特别长，像干枯的松树枝斜插在他的躯干上。这样的老头，今后要跟我在这四无人烟也无林木飞禽的湖地里经历酷暑严寒，真令人心酸眼涩。

一看他这身躯和打扮，我不敢也不忍让他作我的助手和接班人，但我极愿意有个伴。我自放鸭以来，从每日睁眼到闭眼，都是在湖地里望着苍茫茫的天，汪洋洋的水，追随着鸭子度过的。见不到人，也见不到飞禽走兽。每当鸭子吃饱了，在戏水涮羽毛、将扁嘴埋进翅膀窝里睡觉时，我便寂寞得无聊。有时万念俱灰，人好像是在羽化，在寂灭；有时为了驱赶寂寞，便去捕捉青蛙或蚱蜢，听它们的叫声，看它们的挣扎。

冯雪峰并不甘于作为我的伙伴，他一来就要领任务：“我小时在农村，什么农活都干过，就是没放过鸭子。这鸭子该怎么管才能管好，让它们下蛋？我该帮你干些什么事？”我如数家珍地向他传授了养鸭子的经验，至于他的任务，我不太经意地说：“一切有我照管，你只帮我看着它们点，不要让它们瞎跑，或掉了队，或往禾穗已勾头的稻田里窜，毁了庄稼。”

他领了任务之后，就马上去鸭群边寻找自己的岗位。当时鸭子已吃饱，在水洼边睡觉。我叫他不要去惊动它们。他还是蹑手蹑脚地往鸭群边靠，死死地盯住它们，生怕它们一展翅就飞跑了似的。

鸭子醒过来了，在水洼里戏水。冯雪峰很紧张，围着水洼来回跑，任我怎样制止也无效。看来他将我交给他的任务牢记在心，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太阳偏西了，为了让鸭子晚上饱餐以过夜，我将它们赶入深水中去限食（行话叫“限”）。“限”到一定时候，鸭群开始骚动、哗变，饿慌了的四处乱窜。冯雪峰见此情景，紧张、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挥舞着鸭竿，顾此失彼地应接不暇。

鸭子在深水中“限”了两三个小时，太阳已靠近地平线，该是让它们进食的时候了。我吹了几声口哨，鸭子拍打着水，“嘎嘎嘎”地叫着向我飞扑过来。我将它们引至一块刚收获过的稻田，这里有稻粒、草籽、虫虾和田螺等，可让它们荤素搭配着饱吃一顿。

冯雪峰见到了刚才的一切，感到了千斤石头落地样的轻松。他说：“看来我的紧张是多余的，鸭子都听你这个司令的指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何苦要我多操心！”

话刚落音，鸭子已进入田中觅食了，一下子他又急了，简直是急疯了。他佝偻着腰，沿田埂疯跑，摔倒了，又爬起急跑，又摔倒了……这样反反复复多次，土疙瘩、鸭竿都与他作对，将他绊倒。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以为是鸭群中出现了黄鼠狼，让我也紧张了一阵子。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原来，经限食的鸭群，一到觅食的地方，为了调查了解食物的情况，也为了争夺觅食的有利地盘，下田伊始，就低着头，耸着尾，做好冲刺的准备，至少跑遍一匝才肯落嘴。冯雪峰不了解它们觅食的规律，一见到这情景，担心它们跑飞了，所以才拼命地追赶、堵截。他时时刻刻都在记着他的岗位和职责。

他放鸭第一天的战绩不佳，付出的代价却很高：脚手都挂了彩，衣裤甚至头发都浆上了泥沙。

他付出的代价也得到了一点补偿。第二天清棚捡蛋时，白花花一片，二百零六只鸭子下了二百零三个蛋，鸭子报答了这位老人。这老人看到这一丰收景况，像小孩一样，天真地开怀大笑。

以后两天日子过得还算太平，鸭子乖乖地听指挥，我们也赢得了清闲，可以聊聊天。我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在没有第三者在旁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如他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交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多次争论，以及他个人爬雪山、过草地、蹲监狱等传奇般的经历。我提的问题很多，但他几乎不接应这样的话题，要么说，这些已写过材料了，要么叫我去看某某革命组织印发的文章或资料。我感到，虽然他已两度作为我的“部下”，但他属“黑”，我沾“红”，分属两个营垒，虽然在干校，“红”与“黑”已不像“文革”高潮中那样泾渭分明了，大家同属“天涯沦落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不愿说，也许还因他不愿在过往的日子中讨生活，翻疮疤，他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向他提的问题没有得到反应，倒是他向我提了许多有关放养鸭子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说明。我滔滔不绝地说，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越是听得认真，我就越说得有兴，以这样的“高堂讲经”打发无聊的时光。有一次，他插话问我：“你很小就离开农家，也没有放养母鸭的经验，为何取得了这样高于鸭师傅的成绩？”我不假思索地说：“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干中实现自我价值，寻找人生乐趣。目前我不能与人交往，就与鸭子结伴，观察它们，了解它们，研究它们的生活规律，从这种研究中寄托爱心，锻炼已经生锈了的思维。不然，我整日在这荒无人烟的湖地里，被动地经酷暑、历严寒，不被环境戕害死，也会自己闷死、憋死……”他听了我这席话，颇有感触地说：“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的确，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安贫乐道的庸俗之辈，或是不反抗命运的奴才。但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诠解的。这些人到底有无才，还是个问题，往往自认才富五车的人，说不定他的才还不够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宝刀可以断铁，岂不能断木！铅刀还应一割哩。我曾经说过，人世间有在高堂应对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奴婢；有日驰千里的车子，必得有铺路的灰砂碎石。鲁迅曾经写文章界别过‘聪明人’、奴才和傻子。我看，世界上多的是‘聪明人’，奴才也不少，缺乏的是傻子。如果多些傻子，世道就好了。”

自这次不经心的交谈之后，我们之间那堵“红”与“黑”的墙，慢慢地变小了，变矮了，特别是自干校回到机关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这种变化，也许跟这次交谈不无关系。

很可惜，我们在干校相处的日子不很长。大约是在他来放鸭的第四天，就发生了一起影响他放鸭生涯的事。他从此再不作我的助手，更没能做成我的接班人。

这天下午，我们在鸭子限食的时候，天南海北地聊天，待我吹哨将鸭群召上岸时，发现少了近三分之一的鸭子。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上岸的鸭子交给冯雪峰，让他独自照料它们觅食。我却纵身跳下水去，游向肉眼不及的湖汊处，去寻觅脱群的掉队者。然而寻遍所有的湖汊都没找到，后来在一片稻田中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响声，上岸就近一看，它们正在絮絮地偷食稻穗。由于时近垂暮，它们恋食不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们赶了出来，逐向湖中。待我将它们赶归鸭群时，天已蒙蒙黑了。冯雪峰还在等着我，费劲地在拦阻、堵截早想上路归棚的鸭群。我见此情景，禁不住说了几句硬话：“到这个时候了，你应该随机应变，先把这批鸭子赶回去，何必死死等我！”他没有分辩。不难看出，他在自责自咎。我为了缓和紧张空气，便说：“没事。鸭子不像鸡，不患夜盲症，只要有点月光，它们会回棚去的。”

考虑到鸭子熟悉我的身影，由我在前面引路；为防掉队者，由冯雪峰殿后护驾。长长的一列队伍开拔了，在浩浩荡荡地前进着。待我将它们放至鸭棚时，却不见了冯雪峰。我赶忙返回去找人。拐了一个弯，下了一个坡，在一条水沟边听到了鸭叫声，却不见人影。待我闻声找去，只见冯雪峰在水沟中一手捏着三只鸭子的脖子，另一只手在草丛中既摸且按。惊恐的鸭子只蹿不叫。我下到水沟中摸住了这只鸭子，并扶他上了沟岸。催他往回走，他却蹲在岸上不动。我担心他摔伤了走不动，他说没摔伤，只是担心还有掉队的鸭子没发现。我告诉他，掉队的鸭子会叫唤，除非碰到了野兽。他这才放心地跟着我回去了。待到灯光下一看，他全身都是泥泞，胶鞋也掉了一只，原有的伤口又在渗血了。

次日清晨，他按时赶到鸭棚，也照常跟我赶着鸭子下到湖地，但他整整一天再无兴致向我请教鸭经了，几次向我提出：“我腿脚不灵便了，赶不上鸭子，你给我的任务胜任不了。昨晚上我犯了错误，今后还难免再犯。为了不给你添累赘，也为了鸭群得到更好的照料，我想请求调回原组去种菜，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请你代我向军代表、连干部请求一下，就说我干不了，干不好。”

这事引起了我很久的思索，如果冯雪峰是个苟且偷安的人，巴不得在我这棵树下乘凉，天塌下来有“司令”顶着，管它那些闲事；如果他是一个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人，正可拿鸭子来撒气，鸭子丢了、死了，其奈我何？但他却傻子似的忠于职守。他来放鸭子，是出于一种责任心，他请求免除这差事，也是出于一种责任心。

由于我有这种考虑，也由于人所应有的对一位老者的同情心，马上向军代表和连干部转达了他的请求。好在他们并不怀疑冯雪峰的劳动态度，没有“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同意了他的请求。没过几天，就将他调回原组去了。我有点惋惜，但也庆幸他从我这里得到了解脱。不然，像他干事这么认真的人，哪怕只与我一起再经历一个秋去冬来，也许不要等到一九七六年，在干校就得向他的遗体告别了。

写于冯雪峰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原载《中华散文》1994年第4期

本文收入陈早春《蔓草缀珠》，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