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帝国到蒙古公司：带你了解蒙古人不一样的一面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

蒙古西征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约三到五十公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伊斯兰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指元代辽阳省，包含今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伊斯兰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

中国陶器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

成吉思汗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13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 （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清，姚建根译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2017年版 ）

编辑：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