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旅日二十年有余，虽常常回国，大多在北京、浙江、上海数地来去匆匆。北京乃余工作八年之地，好友最多，又因书画篆刻展事、交流、出版等等多半在北京，于是北京便成了余常去之地；浙江乃余家乡，父母已老，身为人子远在天边不能尽孝，只能多回乡探望，有歌名“常回家看看”是也；偶尔途经上海，拜见恩师韩天衡，请安求教，尽弟子本分。

近年老友徐海常来走动，曾同刻印文“有好都能乐此生”。余虽蜗居一地，却有雅好，故亦乐融融。王镛先生为余题写“有好都能乐此生”云:“邹涛岂止一好，而其乐几何？”

余所好实多，书画篆刻一好也。此为看家本领，自不待言。于书，真行隶篆无不欲精研，小字精微，大字狂放，虽天资局限，正后天勤力弥补之中。篆隶书，余尤喜秦汉，欲出入秦汉，在秦篆汉隶间讨生活。余又好秦印，常常仿作，自然少不了学习秦篆。初以为秦篆即李斯书，而后知《峄山碑》《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等或为后摹、或剥蚀漫漶，早已远离原貌。杜甫有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然而，秦所传印章、诏版、权量、骃玉版等数量颇多，可窥出秦人篆书之半豹。此乃时代之幸，我等眼界开阔，过前人矣。隶草，余尤好简牍，毕竟汉人墨迹有笔墨可寻绎。仿佛之间，余总以入古为先，未妄轻易出古也，常常于狂放时使出浑身解数胡写一气，以至于多有人将余归类于“现代派”。与王冬龄、梁书扬在法兰西办展时，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莅临开幕式，细细观赏每一件展品，于我的《小楷醉翁亭记》前驻足良久，且能指读出不少字，颇令人感慨。大作狂放，求神态意趣；而小品精微，因能普及百姓，故游走于雅俗之间也。细思量，其实余骨子里还是颇为传统的，乃至有些许“食古不化”。今年多作小楷，以隋唐为则，上追魏晋南北朝，下及明人。天衡师鼓励云：“气格高迥，不落明清。”余又生性好古，一来以古为师，总以为不入古便无以出新。近年受石开先生启示，行笔缓缓，亦年纪到此，也该静下心来了。趁眼尚能视、手尚未抖，于是多写些小字，以不至于将来欲书不能而后悔。画则好中西合璧。余曾请日本富山一老纸工造专用唐人古法楮纸，此纸近百分百楮皮纤维，坚韧耐磨，渲染数度而不残破，颇合我画意。色取蓝调，盖余喜好青花之故也。单色画虽不易，所绘山水尚能入眼，颇受人喜爱。有视此为“日本画”者，余辩之曰：“其一，岩彩作画，在我国至少已经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古有敦煌壁画，后有永乐宫壁画，都属天然岩彩制作，故岩彩画实为我国传统。日本使用岩彩绘画，历史上以‘琳派’最著名，也不过三四百年。其二，明治维新后，西方文明涌入日本，日本人提出‘日本画’概念，以抵御‘洋画’侵入。所以说，‘日本画’在当时是个政治概念，而非画种。‘岩彩’创作，只是材料种别，称之为‘日本画’，实属谬误。余虽不才，以岩彩作画，也不以此等谬误为理论基础。至于绘画技法，则尽量打破地域观念，打破技法概念，更不受国别局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论影响我一生。”余对篆刻研习最深，心得亦多，著《篆刻津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书，论述刻印方法，虽有好为人师之嫌，但为好习印者提供经验亦属应该。余作印，尽力一印一面目，而不愿雷同，无意“风格”。因此，古玺、秦汉印、六朝隋唐宋元印等等，悉为我用。风格虽异，却力求印能入古。通常，三公分以下小印，多以秦汉及先秦为法，而五公分以上者，多以唐宋为法。以我多年刻印实践，除南北朝官印适合放大处理外，两汉印章放大后往往流于弱化、俗化。

金石书画创作之外，余又好考据。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金石书画，以及秦汉古玺、文房雅玩，余皆尽力收罗资料，以备学习研究。如学有心得，常撰成文论发表。近年，余整理数年积累，出版了《篆刻津梁》《书斋雅物——笔墨纸砚》《雅室清赏——文房杂件》等。余曾应书法家刘正成之约，完成《中国书法全集·赵之谦》并附《赵之谦年谱》。从2004年开始，余花费心力着手《吴昌硕全集》的编撰出版事宜。自正式立项的五年间，余完成了篆刻、书法、绘画、文献等共十二卷，已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余还好鉴赏。遇有稀罕珍玩，财力所能及，则缩衣节食竭力收归九松文房。回顾所收书画雅玩，总以喜好为前提。

然一人之能力、精力、财力毕竟有限。古人有云：“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而余生性多好，不偏工于一，求众善更谈何易。奈何？奈何！（附图为邹涛书画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