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修，饰也”；“脩，脯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修”是添饰，“脩”是除损。儒家更喜欢用“修”，而在墨家语境中，很多时候“脩”是不可以通“脩”的。《脩身》第二

《正统道藏·太清部·墨子》涵芬楼影印版

君子参加战斗虽然有军阵，但勇气是大本；丧葬虽然有礼节，但哀情是大本；士人虽然有才学，但实行是大本。是故基础不牢固，就谈不上末节的丰盛。近处的人们不亲近于我，就谈不上招徕远方的人。亲戚不能归附于我，就谈不上从事外交。做一个事情尚且有始无终，就谈不上从事多种事业。举出一个事物尚且不明，就谈不上去告诉别人。

是故先圣王们治理天下，必然要察知近身之情事，方能招徕远人。君子察知近身之情事，进而使之能够修束。见到不修束行为的人，见到遭毁骂，认识到（这种行为）会返向自身。像这样自怨自省，进而就能使行为得到修束了。

恶意诽谤的言语，不要听取；反击性、盲目抵触的话，不要去说；杀人伤人这些孩童性情，不要保存在心里。虽然存在有一些诋毁、揭私的人，但他们就无处依托了。所以君子的能力施展就可以越来越强，志向越来越高远，愿景越来越盛大。

原文中多次出现“无务”二字，很多儒者都解读为“不要去做”，也就是“不务”，这是错误的。这和儒家思想含有的强迫干涉性有关。其实“无务”的意思是“无法做成”，顾如等墨者将“无务”译为“谈不上”，这是正确的。

原文【无务传闻】，被儒者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改为“博闻”，加上前面“不务”的错误理解，【无务传闻】就成了“不要追求见多识广”的消极叙述，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墨家思想的抹黑。

原文【杀伤人之孩】，儒者毕沅认为“孩”应读作“荄”，也就是草根的意思（斩草除根？）。但结合前两句会发现，读作“荄”这句话就成了“杀人伤人这些草根行为”，毕先生有些幽默了。

原文【愿欲日逾，设壮日盛】也是儒者校改的重灾区！儒者孙诒让认为“逾”当读为“偷”（苟且也），则此句就成了“志向越来越苟且”。儒者毕沅认为“设壮”疑作“饰荘”，从设想的情状变成了外貌的装扮，这个思想转变的确很儒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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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贫穷则要自省；富裕则要表现出义；对生者要爱护，对死者要哀思。这四种德行不能有虚假，否则会返向自身。

藏在心里就不能够竭尽爱人了，动之于身就不能够竭尽谦恭了，出之于口就不能够竭尽合顺了。（使内心之爱）畅达于四肢，相接于肌肤，直到华发脱落而仍然不舍弃的，这大概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吧？

不努力实践志向，智慧就不能通达；不信守践行诺言，行事就不能达成目标。占据财富不能分给别人的，不足以作为朋友。守道不踏实，博览却不懂得忧患，不能明察是非的，不足以切磋。大本不牢固的，其后必然萎缩。虚强而不修身的，其后必然怠惰。源头就混浊的，流水就不清澈。行为不能守诺，名声必然耗损。名望不会无故产生，信誉不会无故增长，功成方能得到名望。 名望、信誉不可以虚假，否则会返向自身。

原文【华发隳巅】，儒者多以为“堕颠”，但皆是华发脱落的意思，为何要校改？多此一举。

原文【徧物不慱】，“徧”本通“遍”，但儒者俞樾偏认为“徧”通“辩”，而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自前文吧“传”校改为“博”后，再一次把“慱”又校改成“博”。“慱”是忧虑忧患的意思，经过儒者校改后，成了“不广博”，和前后文的意思明显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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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重言说而放松了践行，虽然言辩精湛别人也必然不会听从；多出力气而又贪图功劳，虽然劳苦也必然不能图得功劳。智慧的人心里明辩而不说得更多，多出气力而不贪图功劳，凭此可以名誉扬于天下。言说不追求多而应该追求睿智，不追求文饰而应该追求明察。所以那些没有明察的智慧，情绪存在于身的人，是背道而驰啊。

善没有主宰己心，就难以留存；好的行为不用己身去做出明辩，就不可能树立。名声不可能轻易获得，名誉不可能通过取巧树立。君子是那些用己身的践行去增益、树立好的行为的人。专营小利，忽视名声，可以成为天下的贤士的，还从来没有过呢。

原文【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被多处校改。儒者毕沅认为“彼”应为“非”，但既然后面说是【反其路者也】了，这里就是应该彼智无察啊。儒者孙诒让认为“情”应为“惰”，原因竟然是形似所以写错了。整段文字都是在谈“明察、明辨”的智慧，和前文【雄而不脩者，其后必惰】的“惰”已经没关系了。墨家不是性本善（恶）的认识，这里“情”就是人的真性情，就如同本段所说的贪图功劳一样。【反其路者也】的“路”，儒者孙诒让认为应是“务”。这个背道（路）而驰有这么多解释么？

原文【君子以身戴行者也】《说文》：分物得增益曰戴。戴行就是对“行”的处置，就是树立良行。儒者孙诒让认为应通“载”，直接抛弃了处置的含义，变成没有意义的一句话。

原文【思利寻焉】《说文》寻，绎理也。本与后【忘名忽焉】互对，既然忘和忽同意（《说文》忽，忘也），思和寻也就是同意。但被儒者译成“只是想着牟利，不顾名誉”，不但失去了前后对称的墨家文法，也带入到了儒家“君子不言利”的主张里面，其实“利”在墨家并不是贬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