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官制中，有一种言官制度。在明清时期，担负言官职责的部门主要为都察院，其作用为“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御史们主要负有监督和谏言的职责。

一个好的言官制度，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能因言获罪。忠言往往逆耳，如果因为说了上位者不爱听的话而被处罚，那人人都将噤若寒蝉，言官也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作用。

另外，明清两朝的言官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风闻言事。就算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事情，御史也有权利向上级检举揭发，即便查实为无中生有之事，也不会因此被控诬告之罪。

晚清官场上的御史，大概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好好先生类型的，不随便说话，也不得罪人，占着个御史的位子，悠哉悠哉地混日子。

第二种，是依附朝堂上的某一股政治势力，帮助这股势力发声，打击政敌。靠给人做传声筒，来获取某种政治庇荫。

第三种，则是真正忠于自己的内心，肩负御史的职责，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讲话，不惜触犯圣颜，也要说出真话的人。这一种人，才是真正合格的言官。

在清朝，由于言官地位受到打压，御史的权力已不如明朝。不过晚清时期，朝士风气尚未堕落，因此也还涌现出吴可读、潘敦俨、朱一新等一批敢言直谏的言官。

其中有一名御史叫安维峻，也是清末以敢言而闻名的御史。

安维峻是甘肃人，有“陇上铁汉”之称。巧合的是，他与那位以“陇上诸葛”自称的晚清名臣左宗棠，正好是师生关系。光绪元年（1875年）安维峻参加甘肃乡试，由左宗棠监考，将其拔为第一名解元。

左宗棠非常欣赏安维峻这位年轻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维峻和他一样，拥有刚正不阿的性格。光绪十九年（1893年），安维峻由编修转为御史。

成为言官之后，安维峻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上了60多份奏疏，大谈兴利除弊之法，是当时最为“高产”的言官之一。

而在安维峻当上御史的第二年，中国就发生了一起大事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水陆两个战场相继溃败，李鸿章即将前往日本议和。

对败于日本这件事，安维峻义愤填膺，给朝廷上了晚清时期非常著名的一道奏折——《请诛李鸿章疏》。

安维峻在奏折中言道：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虽然遭到漫天毁谤，但他曾经作为疆臣之首，太后的心腹重臣，安维峻直接上疏要求诛杀李鸿章，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而且不仅于此，安维峻把当时最不能得罪的另外两个人，同样批评了一通。

第一个是当时大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安维峻说，“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指责慈禧太后表面归政，实际上仍背后弄权。

第二个则是慈禧的宠监李莲英，“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这句话明着是骂李莲英，实际上还是绕着弯在骂慈禧，而且还暗示慈禧和李莲英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所以这道奏折一公布，震惊中外，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应难以猜测，安维峻一下子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慈禧看到这份奏折后，果然大怒，说安维峻挑拨离间他们母子，于是打破了御史不能因言获罪的规定，将安维峻革职流放。

而因为这件事，安维峻虽然丢了官位，还得流放赎罪，但却赢得了名声。在他发往君台临行之前，“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说明当时许多人，都对清廷对日屈辱求和的态度不满，宁愿与日本决战到底。而安维峻的奏折，恰好说出了天下人的心声。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安维峻虽因言获罪，但只遭革职流放，而且流放之时还被聘为抡才书院的主讲，也说明当时风气还相对开明，人们还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

而五年之后的庚子拳乱中，慈禧一人彻底独裁，凡是表达不同意见的，都被慈禧直接下令处死。言官的最后一丝自由空间被挤压，也预示着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