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站西边有一条连接二环与三环的大道，名叫“开阳路”。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为了纪念一个贵州开阳人而改的名。这个人：

第一个发动修环城铁路；

主持民国北京的第一次改建，并在改建过程中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真正的公园；

发起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文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

个人出资开创“营造学社”，把资料都捐给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建筑系的家底。

这个祖籍贵州开阳的牛人，叫：朱启钤(qián)。

牛人不是天生就“牛”的。

他三岁丧父，随母亲从河南信阳去了湖南长沙，22岁由姨夫瞿鸿机（清朝军机大臣）提携，在四川当了主管水道、水路等工程杂事的小官。

没有走科举路的朱启钤，从地方上的一个小公务员一路做到了交通部长，内务总长，靠的是踏实做事、观察细致。

后来他跟随瞿鸿机到北京，先后担任了一些不大的官职：管理译学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督管。

1905年，终于得到一个“实权”职位——京师警丞，相当于北京市警察局长。当时的警察要管的事可比今天多：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他也做得有声有色。

在当警察局长期间，他创出了不少“新花样”：在外城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对违反规矩的肃王善誉的福晋判罚银元十元……

1912年，他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主管全国的交通。1913年当了内务总长，主持了民国北京的第一次改建，在改建过程中，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了一个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当时的北京，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没有公园，没有公厕、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在朱启钤的治理下，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行道树的时候，朱启钤就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

1915年6月16日，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冒雨主持了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

他还主持修建了北京的第一座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个地方原本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没钱。

他自己先捐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却“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就搞定了。

然后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北京市中山公园，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启钤的夫人，是曾国藩后人之女，她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财富才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在南北议和失败后，他退出政治，开始开银行，煤矿。

在出访欧洲时，朱启钤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于是也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征名匠”，私人出资，发起了——中国营造学社，专门做中国古建筑研究与整理。

营造学社请来当时的一批学术精英，包括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营造学社汇刊，封面有林徽因、梁思成的签名

这个私人组织共走过11个省，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家底。

直到现在，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1946年，朱启钤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1949年后，朱启钤曾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之后还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朱启钤先生夫妇与五个女儿

朱启钤从未在贵州生活过，却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祭奠着祖先和故乡。

根据开阳县朱氏家族史记载，朱启钤原籍江西临江府，后第一代朱敬之和朱顺之入黔贸易，四代时已成为当时的开阳旺族。朱启钤属于第七代。

朱启钤常常以“紫水洗泥”作为自己的别号，在题款时也经常使用“紫江朱氏”的印章。周恩来总理在朱启钤九十寿宴上问“紫江朱氏”的来历时。朱启钤笑答：“吾祖发源之地，岂能忘怀！”

开阳为纪念朱启钤在其祖籍所在地设立的名贤路

1919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朱启钤争取官银1.4万两，重修了北京贵州会馆。

他非常喜欢藏书，有藏书楼叫“存素堂”。《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录》1册，著录黔人文献有400余种。

1953年，他将多年所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由于对家乡贵州的眷恋之情，还要求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

1939年，听到故乡开阳修志，他从北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缮写寄回，为《开阳县志稿》的顺利成书作了较大贡献。

朱启钤抗战时期关于贵州资料的信函

编辑贵州地方文献也是朱启钤的心愿，他编辑了《黔南丛书》、《清代黔人馆选录》、《刘贵阳遗书》等，晚年倾心编辑《贵阳碑传集》。

1960年，朱老向家人嘱托：百年后将平生收藏有关贵州文献、图书赠给贵州省博物馆及贵州省图书馆。1962年11月，贵州有关人员前往北京，接受了这批文物图书捐赠。

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先生逝世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其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北京市为了纪念他，将北京一条连接二环与三环的大道改名“开阳路”。

周恩来看望朱启钤

朱启钤曾说过，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

他说：“但务耕耘，不计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