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宋朝的夜市

就不再贪恋唐朝的繁华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市场之茂盛、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过唐朝。就因为一个禁夜，一个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才开始中国人的全日制中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你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绝对不会将其当一回事的。然而，对唐朝人而言，对宋朝人而言，却是一个获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问题。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为中世纪的结束，宋朝为近世的开始。我认为，取消禁夜令是这次划时代变革的分界线。如果说，唐朝是中国游牧社会的最后腾起，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农业社会过渡到商业资本社会的最早辉煌。

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一收一交，强弱立见。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经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治世与乱世的差别，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出分晓：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缩减；二，战争要破坏，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乱，宋继五代战火，两朝所接的烂摊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为两千五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两朝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用了一百○六年，人口达到五千三百万。宋初到靖康之变前的大观四年（1100年），用了一百○四年，境内人口竟超过一亿，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两番。唐朝经安史之战、节度之祸、藩镇之争、黄巢之乱后，国家残破之极，靖康之变以后，国土锐减的南宋，其人口总数仍与鼎盛时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十七座，宋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五十二座，显然，治世长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设规模，要大于快于乱世长的唐。宋朝的首都开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过百万。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户户关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黑夜是真正意义的黑夜。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清明上河图

有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故宫博物院，画的是鼎盛时期的开封，立刻给你一种生气勃勃的视觉感受。在这幅画上，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雄伟、堂皇、气派、大度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物质繁荣，经济发达。

在中原地区称帝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积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时，宋高宗只剩下浙东和东海几个岛屿。即使其最大时，北宋的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长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怜了，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这个王朝却能每年给北方恶霸邻邦，交数十万银子、数十万匹绢为保护费免遭战火。居然这项花费，只不过占整个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党项、辽、金、元理直气壮地要这批银绢，因为是纳贡。宋王朝虽然也不大愿意掏，因为名义不好听，你在下，他在上，不过想到老子有钱，掏出一点打发这些穷要饭的花子，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清明上河图

可以断言，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会全心全力。尽管禁夜令不枷不锁不系绳索，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心灵上的绳索，即使剥夺部分自由，那也无从谈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宋王朝能够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后代的巨大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类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那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来观察，盛唐不如弱宋远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岁入为八千至九千万贯文，南宋岁入为一万万贯文，唐朝岁入为三千余万贯，不过是宋朝的一个零头。宋不仅强于前朝的唐，与后朝明、清相较，也不逊色。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收入为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国家收入为四百万两，按通常一贯铜钱兑换一两白银换算，那么，北宋岁入折合八百至九百万两，南宋岁入折合一千万两。明朝的岁入，不过为北宋的二分之一，为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见绌，更何况明朝领土和人口均大于宋朝，尤其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看来，明朝臣民，真是很丢脸，从皇帝直到平民，干劲都不如两宋。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岁入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两，离宋朝最高年收入一千六百万两，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咸丰年间（1850左右），经济总量才稍稍超过两宋。可清朝的人口总数此时已达三亿，比之宋徽宗时期的一亿，多出两倍。一亿人和三亿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相等，夫复何言？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南宋以五千五百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创造了世界财富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谓“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却是世界总量的百分三十六，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后的经济奇迹。

因此，宋朝绝非我们印象中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积贫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上，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却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对于历史做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

血性的失落：李国文闲话历史

作者：李国文

取消禁夜令，释放出来的区区生产力，也许很有限，但人们拥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完全自由，那产生出来的精神能量，却是无限的。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史》）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可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842—914），要比温庭筠（812—870）幸运得多，究竟小三十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州桥夜市”一节，我们约略知道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华、商铺之稠密、钱财之富裕、物品之丰足，恐怕连当下的开封，也无法相比。“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敖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接下来，从朱雀门的曹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到三更。”而“东角楼街巷”一节里，从夜到明，从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简直就是一个不眠之城。“自宣德楼去东角楼，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糕、澄沙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在“会仙酒楼”一节中，从汴京人的夜生活，其阔绰，其挥霍，也令人惊叹咋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亦遂用银盂之类。”当时酒楼饭店所用餐具，悉以纯银打造，若不富得流油，岂敢如此奢华。在“民俗”一节中，“其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

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本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奢……这一切，都来自于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美编 | 王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