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一个两极化很严重的人，一方面他对自己人宽厚仁德，跟随他的功臣大多都得到善终，另一方面他对敌人残忍狠辣，对建成、元吉的后人赶尽杀绝，这点历史上被黑出翔的魏文帝曹丕也没做得这么绝；还有他对史书的态度，一方面他要求史书公正，自己不更改起居注等史料，另一方面他对弑兄逼父的污点耿耿于怀，百般掩饰，弄得反而更明显。

但要说玄武门的悲剧完全是因为李世民的野心，也未免过了。要知道，李建成作为太子，看到一个雄才大略、且功高盖主的弟弟，会作何感想呢？李世民也不是个不读书的傻瓜，不会不知道蒯通那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李世民像韩信一样，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怎么能不担心会像韩信一样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呢？

就算李渊不除他，可李建成能容得下他吗？所以，李世民在山东苦心经营势力地盘，结交党羽，倒不见得一定就能坐实了是图谋除掉李建成夺位，至少一开始的主要动机很可能还是为了自保。只是，对于李渊和李建成来说，李世民的势力越强，威胁越大。于是双方层层加码，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只能你死我活了。

也就是说，政变对于李世民是别无选择，对于李建成则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政变的成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行动李建成是完全可以避免，通过其他手段达到目的，但是李世民只有通过这种高风险的政治行动才有机会一句翻盘重操胜券。

政变往往是弱势的政治集团集中力量，对于强势政治集团的一种决死打击。其收益固然明显，但风险也是极大的，一旦失败弱势的政治集团将不可避免的全部覆灭。太子东宫集团相对于秦王集团而言无论从法统还是政治力量上当时都是明显占有优势的，不仅采取诸多政治行动逐步削弱秦王集团的政治实力，而且这些行动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也是秦王集团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发动政变的原因。

相比较与政变这种高风险的活动来说，太子一方得到的收益就很小了， 他已经是储君，有何必发动政变再确立自己的储君地位？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政治上的优势，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不断打击秦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纵观唐以前的历史，大部分的皇位继承人都能依照法统成为皇帝，皇子们争夺的主要对象也都是储君之位，而不是直接弑父即位。

像玄武门之变如此明显的杀兄，甚至可能弑父夺位的夸张行径的毕竟还是少数。其次，在中央层面的政变中，直接在宫城之内发动政变这种夸张行径一般主要发生在朝局高度不稳，皇权自身不强，皇帝难以控制政治斗争控制的时代，比如神龙政变发生在武后晚年、十常侍被杀是幼君即位、杨广弑君也是其父病重。但玄武门之变发生之时，李渊仍然是大唐帝国公认的君主，朝政的决策权也并未旁落，对于几个儿子的斗争也有相当的控制能力，政变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试想如果御林军严格遵守制度，不让李世民的几百府兵进宫城，或者将李世民意图领兵入宫的消息告诉李渊，恐怕玄武门政变绝无成功可能。难道就凭借李世民在长安当时的实力，能强攻宫城，亦或者李渊的诏命已经调动不了长安周边的军队了吗？玄武门政变的成功完全是个小概率事件。

其次，李家父子四人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既是父子，同盟，一定程度分享政权，但彼此又相互提防，怀有敌意。这是因为作为开国军功贵族，大唐帝国更像是李渊和三个儿子各自领导自己的军事集团共同建立的帝国，皇帝对于军队的控制不够强大，这才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太子集团这时候所做的就是逐步削弱李世民的军事实力，尽可能限制他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不能说太子没有过发动军事政变的想法，但是当自己逐渐占有优势的时候，太子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铲除秦王集团。试想如果太子的军事政变失败，李世民出逃，太子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场内战。如果借助皇权铲除李世民，不仅更加安全，而且对于自己的名声也有好处。

古代皇帝起码要维持道德上的形象，否则李世民也不用毕生为玄武门事件所困惑，甚至为此要敕令史官修改史书，毕竟通过政变获取的皇权其合法性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太子完全可以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秦王不行，他只有拼死一搏，所以才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发动这场引起无数争议的政变。隋炀帝杨广弑父夺权，跟李世民的情节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却被万世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