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勇

严复曾经是梁启超的朋友，与康有为也属于“维新同志”，在戊戌政治变革中，他们南北相互呼应，推动变法，但在进入民国反省过去时，严复却对康梁在戊戌年间的活动给出极为负面的评价。他说：“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报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故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与熊纯如书之三十》）严复的意思是，假如不是康、梁推动，政治变革不会这样快发生，光绪帝也不会因此与慈禧太后冲突，母子未必生衅。慈禧太后天年易尽，待其百年后，光绪帝政权独揽，徐起更张，中国的变革大致可以平稳进行。

然而，慈禧太后获悉有一个谋围颐和园劫制她的政变图谋后，愤怒情形不可言表，可想而知。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八月初六日，下诏训政，懿旨拿康有为。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询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在训斥了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也没有忘记训斥诸王大臣：“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必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

或许是慈禧太后的指责太过明显，刚毅马上出来辩解，称“屡次苦谏，每加谴斥，其余众臣，亦有言谏过者，亦有不语者”。

愤怒的慈禧太后此时无心于刚毅的辩解，她继续指责光绪帝：“变乱祖宗，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帝颤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闻言厉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帝早已吓得魂飞齿震，面对太后的愤怒，根本不知如何应对。太后复厉声问道：“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皇帝战栗对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云拿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347页）

这段记载虽有不少“小说家言”，时间上似乎也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但大体上反映了慈禧太后获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情报后的心态，由此也注定政变后两宫之间的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