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历来为许多人诟病，尤其是民国时新文化运动，历数其泯灭人性之条条罪状、泪血控诉者不胜枚举。然而，这一制度在其成熟期的宋朝，优秀的读书人却能脱颖而出，成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只可惜明朝以后科考，不能因时世变移而作改革，以至八股文盛行，流弊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也是许多人感叹，中举喜疯的范进和酸愚不堪的孔乙己们生错了时代的原因。

宋朝的科举制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逐渐完备，尤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四个必考科目为：诗赋，经，论，策。其意在于“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在这一指导下，应试的举子往往能够举一反三，大胆陈述自已治国之策，行政之要，其中不少有独立的见解和新颖的思想。

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有一往届的一篇长文，其中一段话是讨论“丞相行政专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的：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文天祥意思是说，国家执政权应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科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却不可“侵宰相之权”。想想一下，一个普通的举子居然敢议论至高无上的皇权，其开放和实务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明以后，天下准备应考的读书人们，通通被关进“国子监”的笼子里，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教条、僵化，于是慢慢变得愚腐不堪，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才逐渐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但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事实上，明朝以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开始出现，旧有的考试制度完全不能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但王朝当局宁可削足适履，也不愿意做丝毫改变，以至读书人既没了血性，又脱离了现实，成为百无一用的“废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