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康有为致信袁世凯，劝其退位。此信开头云“慰庭总统老弟大鉴”（袁世凯字慰亭，亦作慰廷、慰庭），大占袁世凯便宜。不过论年纪和交情，康有为的确有资格叫袁世凯一声“老弟”：他比袁世凯大一岁，二人相识于1895年，正应了信中所云“廿余年之交旧”。在信中，康有为抚今悼昔，一面大吹法螺：“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这句话几乎没有一字可信；一面感旧之哀：“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沈曾植）、徐菊人（徐世昌）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这句话则把流逝的时光拉回到风雨仓皇的1895年。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于袁世凯个人而言，同样如此。其一生功业，起于朝鲜，十余载苦心经营，随战败付诸东流。当时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视袁世凯为引燃战火的罪魁祸首，譬如恭亲王奕訢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曾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的张佩纶，在致李鸿藻信中，判定这场战争“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并称袁世凯“大言不惭，全无实际”“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劝李鸿藻慎用此人。由此种种，可知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处境之坏。

当时袁世凯的思想，较之同侪，显然属于新派。一来他在朝鲜十来年，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耳濡目染，头脑渐渐开化；二来他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在血与火之间，洞见了清朝军制的腐化与僵化，痛定思痛，主张用西方的办法训练新军。同为欲开风气的新派人物，他与康有为一拍即合，不仅帮康有为递交上书（《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以图自强呈》），还一同组织强学会。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袁世凯与陈炽、杨锐、沈曾植等，都是强学会的发起人。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发表演讲《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云：“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这些都是袁世凯作为维新人士的铁证。

康有为《汗漫舫诗集》还写道，强学会运营期间，“是时，袁（世凯）、徐（世昌）先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咸欷歔，李玉坡理卿至泣下。”由此可知康有为与袁世凯声气相投的程度，1916年信中回忆“饮酒高谈”“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云云，绝非虚辞；更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戊戌变法后期，康有为欲行武力夺权，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他们毕竟同志一场。

于是有了这急管繁弦的一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徐致靖上折《密保练兵大员疏》，建议光绪皇帝重用在天津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召进京；八月初一，光绪召见，将袁世凯从正三品的按察使提拔为正二品的侍郎候补，这在当时，属于超擢（越级提拔），乃是极大恩宠，令人侧目；八月初二，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并勉励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八月初三的法华寺之夜，也许是袁世凯一生最不愿回顾的一夜。谭嗣同夤夜突来，游说他出兵杀荣禄，肃宫廷，清君侧，复大权，这使他遽然惊觉，此前的官运亨通，原来不是福音，而是陷阱。落在了权力斗争——换一个现时代更流行的说法，叫“宫斗”——的棋局之上，他不过是一颗供人驱使的棋子，对于谭嗣同的兵变计划，倘若拒绝，有负皇上，倘若遵从，有负皇太后和荣禄大人，反正怎么选择，都成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退路，必须做出选择，像韦小宝那样以“老子不干了”来应对两难之局，终归只是小说。

后来的历史叙事，以维新与守旧的二元价值观，在光绪与慈禧之间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这是典型的后见之明，而且未必在理。就当时而言，光绪与慈禧之争更多表现于权力，与政见、道义等关系甚小。譬如袁世凯一听谭嗣同要杀慈禧，立即说道：“皇太后听政三十馀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这句话出自袁世凯《戊戌日记》，虽是事后之谈，却未尝不可视作一种政治心理。戊戌年的大清官场，已经归政的慈禧，其形象与威望依旧在光绪之上。忠于皇上是忠义，忠于皇太后也是忠义，二者并无高下之别。

既然怎么选择都无关忠义，或者怎么选择都有违忠义，那么摆在袁世凯面前的难题，只能进行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考量。首先他需要考量，谭嗣同的计划，有多少成功的可能。论打仗，他是行家里手。试看他怎么“设词推宕”：“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宋庆）、董（董福祥）、聂（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嗣同让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兵，他则答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袁世凯这番话名为推宕，实则几乎全是事实。关于当时的军事形势，高阳的分析更为透彻：“试想，袁世凯有兵七千在新农镇，亦即所谓小站，由此发兵，首须北向通过天津，这一关能不能通得过？其次芦汉铁路局总办胡橘芬，会不会支持袁世凯，拨给足够的车厢供他运兵？就算北洋自荣禄以下都在梦中，任其所为，但芦汉路只通至南苑附近的马家埠，袁部又如何从城南到京城西北的颐和园？即令聂、董两军不能赴援，步军统领崇礼的巡捕五营及属于内务府护军营系统的颐和园卫队，莫非都会弃械投降？”（高阳《翁同龢传》）高阳谈到的第一个问题，荣禄已经有所动作：八月初三日，荣禄下令聂士成带兵十营进驻于天津陈家沟，此举未必针对袁世凯，却达成了切断袁军入京之路的效果。基于此，可知这场兵变，成功可能性极小。以袁世凯的头脑和经验，不难看穿这一点。也许早在法华寺，他已经决定了站在哪一边。

进而言之，即便袁世凯兵变成功，那又如何？光绪摆脱掣肘，康有为等大权在握，改革必定会成功吗？须知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一是不得其人，二是不得其法。假如照旧由这班躁进之人、以这般急进之法推行改革，只怕还是难免败局。

说到败局，不妨参考当事人王照的说法：“……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按王照的判断，改革已经失败了，不管袁世凯是否发动兵变，都无法改写这一结局。倘若此说成立，那么最可叹的反而是袁世凯。康有为们明知大厦将倾，还拉他进来陪葬，固然可用垂死一搏来解释，于他未免太不公道。由此再来说他的告密。八月初三之后，他直接陷入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当他卷入兵变阴谋，一般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去揭发共谋者，或者被共谋者揭发。最终，他选择先下手为强，这首先是自保，其次才能谈到邀功请赏。至于戊戌政变，如黄彰健所言，并非因他的告密而发生，然而他的告密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也是事实，同时还得承认，他是政变的一大受益者。鉴于此，他挨了百余年的骂，不能说全部冤枉。只是需要分辨，他的罪过，多少源自个体意志，多少源自时代错位；他在两难之间的选择，能不能到道义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