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许多人会认为：二战期间，苏德交战后，日本若立即挥师北进，共同对付苏联，必定会会师于俄罗斯腹地。果如此，轴心连成一片，就可以改写二战的历史了…… 历史真的存在这种可能吗？ 那我们在此探讨日军大本营是如何决断的？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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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日本的战略计划是利用英法忙于欧洲战事而顾不上在亚洲的利益的有利时机，转而采取南攻北守的方针。究其原因无非是此前在1939年日本和苏联红军在苏蒙边界的诺门坎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战争，但是由于苏蒙联军的优秀表现使得日军挫败，从而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日本虽然很可能也设计过北进作战的计划，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践，而投入大力布置南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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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坎战役当中苏军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日军高层衡量苏军整体水平的主要参照系。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以闪击战进攻苏联，苏军战前麻痹大意，几乎是一溃千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战果。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几天后，希特勒就热切地致函日本盟友，邀其一起东西夹击苏联。然而德国元首的日本盟友对这一宏伟计划的热衷程度似乎远远跟不上元首的预期。希特勒伸着脖子等了半年，被珍珠港上空的日本飞机彻底炸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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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高层一直没有回应希特勒的“热诚邀请”，一方面固然因为北进的吸引力不足，另外一方面，南进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以及北进将遭遇到的多重困难也是东京最终坚持按照原计划偷袭珍珠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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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南进一派认为，如果改变计划，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御寒物资的问题。苏联是完全处于寒带的国家，入秋以后西伯利亚的气温就已经低到一般军队无法抵抗的程度了。要北进攻打苏联，第一大敌并不是苏联远东军区的部队，而是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冯·伯曼在莫斯科城下的遭遇充分说明了忽略天气因素对于德军来讲多么的致命。希特勒不考虑天气因素，固然有其狂妄的一面，但德军和莫斯科之间不算太远的空间距离也是一个客观原因。然而如果日军从西线向苏联发起进攻的话，不考虑这一因素就近乎于玩笑了。因此北进需要准备大量的御寒物资，如寒衣、耐寒武器和防冻液等等，而在短时期内准备几十个师团的御寒装备是在当时日本全面陷入中国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冰封的西西伯利亚，一只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甚至不如一只训练有素的古代骑兵部队，可见在这个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天气因素是多么的重要，广袤的土地使得补给线变得无比漫长。要保障这样一条补给线，日军的兵力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可以想象，苏军即使在远东全面败退，也不会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西伯利亚的铁路完好无损的留给日本人。而没有了这条铁路，几十万大军的命运是极为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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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日本此前已经着重的准备南进，所以大量的部队和战略物资都已经开始向南转移，如整体性地转向北进，必须要把这些物资从南向北大转移，其时间、人力与物资的损耗也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敌后根据地的存在以及各种抗日武装的活动，日本的陆上交通线很难得到切实保障，从陆地上大规模运输物资的难度系数较大，从而只能依靠海上运输，这样就必须将原本积极准备与美国海军交战的日本海军主要力量用来作为运输和护航力量。这样的调整必然会引起海军方面的强烈反弹。

日本海军是全力主张南进的。海军在日本的武装力量序列中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他们一直抱有与称雄大洋的美英海军一决雌雄的信念。事情很明显，选择北进则海军无用武之地，只能呆在军港里睡大觉。这对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一心效忠天皇的强大海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否定和侮辱。其中日本海军里主张南进的主要人物是海军省大臣大角岑生（大角岑生曾任日本海军省大臣、军事议定官等职，先后任多届内阁的海相，1931年晋升为海军大将。

1941年初，大角岑生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来华策划南进、扩大侵略战争。2月5日凌晨，大角岑生一行从广州乘海军巨型运输机起飞，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海南岛准备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途中飞机引擎发生故障，于是便返回广东中山县大赤坎乡上空准备降落。中国军队发现后，立即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向空中射击，飞机被击中后坠毁。事后，游击队员从飞机残骸里搜出了大批日军绝密文件，其中包括大角岑生草拟的日本海军南进程序计划的详细记录。大角岑生是主张日本南进政策的首脑人物，也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武装击毙的日本海军最高级别的将领。）。如果北进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如何保证其士气和日常的运转（海军是最考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军种）也是日本决策高层很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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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日本真的放弃南进而选择同希特勒一起进攻苏联的话，那么日本将要重新组织拟定一份北进作战计划，这也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更何况，放弃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的完美计划，对于制定这一计划的参谋作战人员来讲是绝对不可能情愿的。而这些在日本军方高层身边工作的中级军官对于军方高层乃至日本内阁的决策都是有着难以预估的影响力。同时，日军统帅们对于苏军作战能力的评估还未能随着古德里安的坦克车队的推进做出及时的调整。毕竟，诺门坎一役是日本军方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相比起遥远的第聂伯河畔传来炮声，自己人的鲜血换来的经验更具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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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当时日本经济上已经到了不向东南亚进军（地理上比苏联远东地区要富庶的多）己不足以继续进行侵华战事的地步；当时日本面临着两大危机-财政危机与资源危机，从财政危机方面看，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即推行大力扩充军备的财政政策，如在1936年8月的第二次补充军备方案中，即规定到1938年为止，以30亿日元扩充陆军，7.7亿日元扩充海军，以至1937年度之财政预算比1936年度超出7.3亿日元，而自侵华战争爆发后，仅在1937年9月即编制了2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预算，从侵华战争爆发后至1941年止，特别军费用支达268亿日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侵华战事。而为了筹措军费，日本采取了增加税收，滥发公债及纸币的作法，才勉强维持住。而比财政危机更为可怕的是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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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点，日本的高级指挥层在对以上的因素考虑周全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微妙的思想变化。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突然改变一个已经很成熟很完善的作战计划肯定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抛开这些战略层面的因素不谈，仅仅一些细节问题就够日军高层头痛的了。

第一点，在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中，很多战略物资都会被浪费掉，这样对于本不宽裕的日军来说就是一样很大的消耗，这样的消耗也是日本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当时日本的战略物资已经耗尽，所以才会有南进或北进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抛弃原定并且已经开始秘密执行的计划从而消耗掉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战略物资，这在日本军方高层看来是极难接受的。

第二点，长时间的宣传和灌输，南下太平洋争夺富庶的东南亚大陆的观念在日军中已经深入人心，类似这种细微思想意识直接关系着军心士气，甚至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胜负。这方面的工作做起来将异常棘手。稍有纰漏，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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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日本拟定南进计划的参谋作战人员，对南进计划是相当重视的，这是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结晶，但是仅仅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就放弃他们已经研究修正了很长时间按的战略方案，对于这些人员这个是很难以接受的。在日本高层在向这些参谋策划人员咨询北进、南进选择的时候这些人员也很可能带有自己个人感情的色彩，甚至自觉不自觉的产生一种想令高层放弃北进计划的想法与做法。在这方面他们会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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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讨论“南进”、“北进”方针时，军方认为，在正常动员的条件下，日苏双方师的战斗力大体为一比一，而由于苏德战争，远东苏军整体状态欠佳，战斗力只及日军师的七成五。因此，对付苏军远东15个师，日本只需动员11个师，也即满洲现有兵力即可胜任。但如考虑保证全胜，须2倍于敌之战斗力，即动员22个师，这样就需要从关内大量抽兵。 但这一估算的基础为远东苏军为应付德军进攻抽调一半，即30个师中的15个，以后才成为日军所谓“熟柿”状态。

结果至8月初，苏军在远东始终保持20-25个师，成为日军所谓“涩柿”状态。且日军情报部门研判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军投降，而明年形势也不一定有利于德军（应当注意，做出这样分析判断的参谋班子和拟定南进计划的参谋班子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日军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北进”计划。而日军始终无法下决心抽调更多一些兵力北上的原因，原因也在于中国战场对其的牵制作用。正因为存在着以上多种顾虑，才使得1941年12月的历史时针最终拨向了珍珠港而非海参崴。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可以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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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讲，日本南下也许确实是唯一切合实际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个切合实际的选择，最终葬送了法西斯主义，这是历史对侵略者的无情嘲弄。 弱小的日本陆空军一旦在远东与苏联对抗，结局只会是诺坎门的重演。军事行动的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军”。日军当时选择“避实击虚”般的南下，可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最终成为日本人的选择。 由此可见，即使日军当时选择北上策略，结局并不会比南下更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