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早在嘉靖、隆庆年间已经崭露头角。隆庆皇帝驾崩后，万历皇帝才9岁，李太后才28岁，孤儿寡母，这么大的家业，如何处置，是个大问题。此时内阁首辅是河南新郑人高拱，高拱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高拱是隆庆皇帝在潜邸的老师，高拱对隆庆皇帝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爱心，高拱对隆庆皇帝、对大明忠心耿耿，这个毫无疑问。隆庆皇帝是个性格温和又内向的人，不是争强好胜、刚愎自用的人，隆庆皇帝对高拱的信任让本来就脾气不好的高拱个性更加膨胀，尤其是处理不好与冯保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隆庆皇帝可以调和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所以高拱和司礼监的矛盾并没有突显出来。

新皇帝登基，加上皇帝是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必须调好司礼监和内阁的关系。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是大明朝少有的精明皇后，她出生于山西一个小买卖人的家庭，很小就进入裕王藩邸，见多识广。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精明的李太后认识到国事重要，只有司礼监和内阁配合协调好，国事才不至于推诿，才能将半死不活的大明中兴。

冯保是皇家太监士官学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水平高，办事能力强，又很听话，早年就陪在李太后和万历左右，市万历帝的大伴，所以新皇帝的司礼监非冯保莫属，这个情况李太后心知肚明。但是，内阁首辅高拱与冯保水火不容，如果这两人一里一外搭班子，必将误事。李太后发现，次辅张居正是个不错的人才，头脑清楚，敢于担当，而且为人较为灵活，善于和不同人打交道，据说和冯保有工作默契。冯保不能换，这样一来，张居正自然就成了李太后内阁首辅的第一人选，所以张居正上、高拱下就成为必然。

实践证明，李太后这一手无比正确。

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后，凭着李太后和万历帝的大力支持，开展了一序列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张居正既对手下严格要求，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把政府建设的井井有条，同时对皇帝和太后在生活上也严格要求，恳请皇帝节俭，省去不必要的开支。万历七年（1579年），明万历帝向户部要十万两银子，作为厨房开支，张居正上疏说：“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意思是说，目前财政虽有好转，但是中央筹备金并不宽裕，恳请万历帝节省“一切无益之费”。万历帝同意，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为节省灯烛费用，张居正将万历帝原本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白天。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李太后和万历帝的确处处节省，处处以身作则。

万历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想封侯，李太后也有这个私心，但是张居正说，侯爵是国家名器，不能轻易封侯，于是作罢。万历帝的岳父想要分一栋房子，这个根据惯例是应该有的，但张居正上疏说，经机关事务局排查，目前没有空余的房子，建议给点钱，让国仗自己找个地方建，万历帝也只好如此。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吧豪强隐蔽的田查出来了，使得朝廷征税的田额大有增加。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涉及政府建设、经济改革、军队建设等多个方面，政治上加强考核，淘汰不合格的官员；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清查田额，增加国库收入，取得良好的额成效。但是有两个方面，他做的不够：

一是没有对税收体制进行改革。明朝的商税是三十分之一，这是明初的规定，当时虽然有人提出提高商税比例，但是张居正没有同意，朝廷财税少了一个重要来源。

二是没有对藩王制度进行改革。藩王加的俸禄开支市明朝最大的开支，万历三十二年，明朝宗室男性子弟15.8万人，加上公主、郡主，亲戚、佣人等，朝廷要养好几百万人。此前的弘治皇帝已开始限制宗室娶老婆的数量，嘉靖颁布了宗藩条例，对宗室限制；但是张居正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作为，以至于万历十五年，张居正死后五年，万历帝拿出内帑赈济河南、山西等地饿得半死的宗室，后来万历帝、天启帝也采取一些措施，但为时已晚。

我们不能苛求张居正，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后世之人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有才能敢担当的。后世的的林则徐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早在明朝，张居正就写过写过一句对联：“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伟人总有相同之处。 张居正也是“工于谋国、拙 于谋身”，死后被万历帝和反对派清算，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