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改元及新君即位，并不意味着乾隆时代的结束，实际上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太上皇帝依旧是大清帝国的主宰在他看来，三十五岁的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行政，尚当时加训诲”，军国大事“岂能置之不问”?身为太上皇帝的乾隆，“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这位“自揣精神强固”的太上皇帝，“每日披览奏章，于察吏勤民之事，随时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嘉庆元年正月十九，太上皇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招待前来参加归政大典的外国使及蒙古王公观看烟火。太上皇帝在接见朝鲜使团时，令和神宜谕：

“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谢恩。”

乾隆在退居太上之后，除了记忆力衰退、口齿不清外从外表上并不显得衰老。嘉庆时期的盛大庆典，太上皇帝都要亲自参加，元且他要到太和殿接受皇帝以及王公大臣的朝贺;正月十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他三次设宴招待前来朝贺元且的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外藩使节。朝鲜使节金文淳对乾隆去世前一年—嘉庆三年(1798)的元旦接见有如下记载：

第一次赐宴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前的蒙古包里进行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迄，太上皇帝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行。”

第二次赐宴在正大光明殿太上皇帝在宴会结束后“出御山高水长”，观看在那里表演的摔跤、西洋秋千及施放的烟火。

第三次赐宴在“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已过之意，传于国王可也’。臣等叩头，退出班次。

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宣宦通官(即翻译)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之内，从后门出，透迤数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船上，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此时日已昏黑，而无炬火，但有一人，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火筒制样，以土作筒形，外施绘彩，内从装火药，节次冲火，光焰烛也。臣等乘小舟从行。”八十八岁高龄的乾隆，在春寒料峭的岁首，尚有如此高的游兴，其身体康健可见一斑。

嘉庆三年十月，朝廷已经着手为太上皇帝筹备办九十大寿，总负责人就是和珅。尽管太上皇帝未被病魔纠缠，毕竞年事已高，用以支撑生命的命门火，随时都可能被一股年起的风所吹灭。人一步入老年就容易变得固执，更何况像乾隆这样一位朝纲独断的太上皇帝!乾隆已经习惯事必躬亲，为了不让太上皇帝过于焦虑，和珅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乾隆始终为在川楚陕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白莲教“教匪将届扑灭”。嘉庆三年八月在得悉四川总督勒保所谓生擒王三槐的不真实的报后(王三槐实际是到清营投降)，误以为扫平白莲教“势同摧枯拉朽，不日全可荡平”，“而朕于武功十全之外又复亲见扫除氛浸，成此巨功。”

登上皇帝宝座、得到皇帝玉玺的嘉庆，实际状况又如何呢?参加归政大典的朝鲜使臣李秉模，在回国后曾向本国国王做如下汇报：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一言以蔽之，嘉庆不可能走出乾隆的阴影。实际上嘉庆徒有皇帝之名，实际地位同皇太子并没什么不同。

为了了解嘉庆的真实思想，和珅把自己当年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的老师吴省兰推荐给嘉庆皇帝誊录御制诗，以便能及时了解新君的喜怒。早已洞悉和珅用心的嘉庆仅写一些析祷风调雨顺、追述列祖列宗功业以及平定白莲教的诗作。

对嘉庆来说，一方面要接受太上皇帝的训政，接受太上皇帝的旨意，令行禁止，不能有任何个人的见地，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权力有任何染指之嫌，更不能同藩邸旧臣与朝中大臣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则就会在太上帝敏感又多疑的心灵中，形成一个虚幻的“皇帝党”的威胁

乾隆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嘉庆改元后，新君在藩邸的老师朱珪，同其他大臣一样向嘉庆进颂册，然而朱氏的颂册则要受到乾隆的审查，看其措词是否得当，是否符合大臣之体比后，当乾隆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珪调至京师担任大学上时，嘉庆立即赋诗祝贺，孰料墨迹未干，从吴省兰那里得到信息的和珅早已把此事向乾隆汇报，从而使太上皇帝得出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的结论，大动肝火，顾谓董诰曰“汝世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颇有治罪嗣皇帝之意董浩叩首不止，请乾隆息怒，太上皇“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

董诰以他的机敏，化解了太上皇帝对嗣皇帝嘉庆的不满。和珅的伎俩不未能得逞，反而为董诰提供了一次展示机敏的机会，和珅同董诰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此后，和珅一直寻找报复董诰的机会，恰恰董诰之母在嘉庆二年去世，董诰回原籍浙江守划，时值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太上皇帝乾隆令董诰治丧完毕边即回京，“素服视事”。然而董诰在回京后，和珅却不给通融，董诰在得知乾隆大驾外出的消息后，在途中接驾，从而打破和珅的封锁。

一场欲治罪嗣皇帝的风波，虽然终于平息，但它却给嘉庆及朝中大臣留下不尽的惶恐，此后的嘉庆只能更加小翼翼，在权力问题上愈发表现得无所作为，一切唯太上皇帝的意志是从。朝中一些大臣都从心底盼望嘉庆能真正亲政，盼望新君能走出乾隆时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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