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的冬天，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归田园。

一

马车，载着陶渊明和几箱书籍，离开了县衙。陶渊明淡然一笑，频频挥手，向送行的属僚作别。山路蜿蜒，尘土飞扬，颠簸摇曳。彭泽县城距老家柴桑上京里不过百余里，却走了大半天。黄昏时分，鸟儿啾啾鸣叫，纷纷飞归山林；村落映入眼帘，依稀几缕云烟。

到了家门口，正在玩耍的五岁小儿跑过来，抱住父亲的大腿，亲昵地“卖萌”。陶渊明喊着他的小名，捏了捏他的脸颊。童仆笑嘻嘻地过来打招呼，立即动手搬卸行李。夫人翟氏赶紧下厨房忙活，为夫君奉上简单可口的晚餐。

夜幕下，万籁俱寂；小屋里，夫妇面对。陶渊明如实告知辞官的消息，翟氏毫不惊异。换了别人，也许会抱怨，好不容易当上县令，怎能轻易辞去？自从二十九岁出仕以来，陶渊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其间，他三次辞职，三次复出；这是第四次辞职，他笃定回归田园。无论陶渊明是进是退，翟氏从不反对，更不会责难。倒不是翟氏软弱，一味迎合屈从，而是她与夫君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懂得其性情，尊重其选择。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翟氏“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若无贤妻的理解与支持，陶渊明岂能进退自如？

当然，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失去“五斗米”俸禄，一家人必须自食其力。想到妻子嫁与自己从未过上好日子，陶渊明心里感到愧疚，不禁带着歉意说：从今以后，我就在家里做农夫。只是，对不起夫人和孩子，让你们跟我过穷日子。说不定，还会挨冻挨饿。翟氏笑道：你也别担心，咱们有一双手，应该衣食无忧。旅途劳顿一天，你得早点歇息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天空比昨天清亮。陶渊明出门转悠，仰望云天，眺望山岭，凝望田野，如画美景默默呈现，令他倍感宁静坦然。回到茅屋，陶渊明磨墨铺纸，挥毫写下流芳千古的《归去来兮辞》。这篇辞赋一气呵成，抒写了回归田园的欢欣，展望了躬耕自资的前景。它语言浅切，辞意畅达，恬淡旷逸，匠心独运，毫无斧凿之痕。宋代大家欧阳修认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二

辞去县令之后，陶渊明再没有离开故土。庐山（南山）脚下，江州城外，那一片蓝天，那一块土地，伴随他度过余生。此后，他主要从事耕种劳作，闲暇读书写作。他无意著书立说，只是写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论是信手拈来，还是有感而发，所有诗文无不体现陶渊明的个性，平淡纯真，豁达清新。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称赞其作品“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跨越十六个世纪，重温这些诗作，给人感觉还是那么清新明快，那么平淡自然，那么豁达高远——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这是雨天，陶渊明放弃农活，就在家里休闲。说是休闲，并不悠闲，邻居或好友知道陶渊明闲着，就会过来找他聊聊天。邻居都是朴实农夫，陶渊明与他们打成一片，从不摆架子。“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尽管话题不外乎是桑麻农事，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这一天，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两个好友不约而同来访，着实令陶渊明喜出望外。

两个好友叫周续之、刘程之，与陶渊明并称“寻阳三隐”。周续之兼通儒释道三学，性情淡泊，一直过着布衣蔬食的独身生活，好几次拒绝了达官贵人的出仕邀请。刘程之年少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曾任府参军、柴桑县令，桓玄篡晋时，他辞官入庐山隐居，后来王公大臣多次引荐，他一概推辞。“寻阳三隐”具有共同的特性：不随波逐流，追求精神的自由自在，无挂无碍。

见到两个好友，陶渊明拿出新写的诗稿，请他俩过目。碰巧，周、刘二人也带来了诗稿，于是三人相互传阅，相互品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尽管三人离群索居，耐得住寂寞，但不能忍受精神上的孤独。所以，他们不时相聚或结伴出游，喝酒吟诗，相互唱酬。

陶渊明不懂音律，也不会弹奏，但他蓄有一张无弦琴，每逢饮酒时，就抚琴把玩，放声歌唱。无弦琴无法奏出美妙的音乐，但只有抚弄它，陶渊明才能进入忘我状态，才能唱出心声。受陶渊明感染，两个好友也轮番抚琴，载歌载舞。三人聊发少年狂，几乎冲破茅屋的顶棚。

闹腾半天，陶渊明已然醉眼蒙眬。趁着头脑还清楚，陶渊明便对客人说：你们回去吧！这话听起来像逐客令，不过，好友并不以为意，他们与陶渊明一样质朴，不讲究客套。

众人离去，陶渊明往床上一躺，呼呼大睡。

三

回归家乡，陶渊明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时间悄悄流逝，南山还是南山，田野还是田野，不见什么变化。但陶家却几经变故，为便于田间耕作管理，陶渊明于义熙二年（406年）初自上京里移居园田居；义熙四年（408年）六月园田居失火，一家人暂住船上；义熙六年（410年）九月，举家由园田居移居南村；自义熙十二年（416年）始，陶渊明一边务农，一边教授生徒，以补贴家用。

中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从事农耕生产不仅辛劳，而且回报率不高。陶渊明家大口阔，风调雨顺之年，倒可维持温饱；如若遇到灾年，就不免闹饥荒。是故，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后，一直与穷困相伴。但是，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无论遇到什么境况，他都坦然面对。哪怕居室被一场大火焚烧殆尽，仍能泰然处之，没有幽怨与悲戚。当然，那次失火毁了书籍与手稿，令他心痛不已，所幸那张无弦琴被抢救出来，算是一丝慰藉。

刘宋元嘉三年（426年），适逢天灾，陶渊明病卧床榻，挨饿多日。时任江州刺史檀道济闻知，带着酒肉亲自前去探望，“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眼看陶渊明如此窘迫，檀道济非常心酸，忍不住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苦涩一笑，以酒肉馈赠，陶渊明却断然拒绝。

作为名士，陶渊明在官场有不少好友，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好友会解囊相助。而普通人绝没有这样的人脉，受自然灾害与苛捐杂税的困扰，他们始终生活在贫苦之中。陶渊明这些年躬耕的经历，使他深切体验到民众的疾苦。那么，百姓如何摆脱穷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陶渊明时常苦思冥想，于是便有了《桃花源记并诗》，诗中描述：“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是一个人人劳作、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富足和谐的社会。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元嘉四年（427年）的深秋，身患重病的陶渊明自感不久于世，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及《自祭文》。三首挽歌别出心裁，作者想象自己死后收殓、亲人祭拜、出殡安葬的情景，借以抒写对人生与生死的感悟；《自祭文》以庄重沉郁的笔调，勾画了作者的生活情状、性格志趣和人生理想，文辞典雅，情感质朴，胸怀旷达。挽歌、祭文是陶渊明的绝笔，从此他再没有写作，只是抚弄无弦琴吟唱旧作，而吟唱最多的是《桃花源诗》。两个月以后，陶渊明走完人生的旅程，“永归于本宅”。

陶渊明平生萧瑟，身后却备受推崇。“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陶渊明无不散发出不朽的人文之光。姑且不论诗文，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追求心灵宁静的自由精神以及贫贱不移而安于躬耕的生活方式，不仅让人高山仰止，而且给人以心灵慰藉与归依。当然，也有人认为陶渊明出世消极，迷恋世外桃源不过是逃避现实而已。其实，他之所以描绘桃花源，是出于入世的关怀，追寻和谐美好的世界。

世间固然难寻桃花源，但对美好愿景的向往与追求却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