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一天，日本军队从杭州湾登陆成功，上海战局开始发生不利于中方的变化。此后十几天内，陶德曼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等人，秉承德国政府旨意，在南京政府军政界要员中开展了广泛活动，散布“和谈”空气。

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向孔祥熙、白崇禧等“指出战局的严重”，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南京政府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对日主和派”更借机推波助澜，要求与日和谈，停止抗日军事。

汪精卫

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干扰与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抗战部署。当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陷入两面夹击之后，本来我军完全可以按照作战计划主动撤离战场，进入吴福线既设国防工事继续抵抗日军，而且战场指挥官当时已下令前线部队撤出阵地。但蒋介石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已开，期待已久的国际干涉马上就要实现，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积极调停或许对日军的进攻会有所滞制，因此，中国军队不能后撤，应该在淞沪坚持下去，以利于中日和谈与国际干涉之进行。他复令中国军队坚守阵地，已撤出的部队重新返回，未撤出的不许再撤。这样，致使我军前线阵地陷入片混乱，并直接造成了随之而来的大溃逃。这是蒋介石受德国调停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脱离战场实际，以政治、外交干扰军事计划，而造成一的战役失利的典型事例。

可悲的是，蒋氏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以后又不断重犯此类错误。

日本华中方面军

11月中旬，日本华中方面军毫不理会九国公约的决议，亦不顾及德国的调停，一路追杀中国军队，进逼南京。遭受上海战场惨败打击之后的蒋介石仍没有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仍然寄希望于陶德曼的调解，以制止日军继续深入。他估计日方在议和同时决不会不留一丝情面地攻下中国首都。基于这一认识，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他决定拚凑起10万军队交给唐生智来固守南京，背水一战。结果致使南京保卫战在自绝后路的情况下遭到空前惨败，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全城民众被日军肆意大规模屠杀，造成震惊中外之血案。由此我们便可知晓为什么在明知南京必定守不住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固执地要进行南京保卫战，并且未给守城部队留下一船一舰以供撤退之需。这是蒋介石又一次以战场以外的原因干涉了战场的指挥与决策，结果再次重蹈覆辙。

马振犊、陆军：《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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